政府早前称探讨消费税（GST）与销售及服务税（SST）的结合，引起商家及消费者关注；对此，税务及会计专家拿督孔令龙认为，这两套税制不应并行，若要结合的话，应以SST为主，并融入GST的部分优点。
孔令龙指出，若部分商品及行业采用SST、部分采用GST，将导致税务机制混乱，从来也没有国家如此行事。
“既然政府强调采用SST，且暂不重启GST，那便将GST税制的一些优点融入SST。”
他在接受《东方日报》电访时认为，若政府采取这种混合模式，也必须考虑中小商家的承受能力，避免增加小型企业的负担。
“如果政府做了这个混合性的GST跟SST的，为避免小的商家混乱，政府可以提高对商家的门槛，比如:100万令吉以下的销售额的商家，不需要SST或者是GST。”
他指出，虽然本届政府难以在任期内完整推出一套新的税制，但相信这种混合模式的税制则仍有可能能在本届内落实。
模式不陌生 商家无需重新培训
针对相关措施会否增加商家负担，孔令龙认为，由于我国曾落实GST，商家对进项税及销项税制度并不陌生，现有会计软体已经具备相关功能，因此不需要添购新软体，也不需要重新培训。
他说，税制也必须从商家、政府及人民三方面考量。
他指出，从商家角度而言，需要的是比较简明、简化、明了及透明的税制，而GST的进项税及销项税机制不会增加产品或物品的成本。
“至于政府方面，如果不是全面改革税制，而是针对部分产品或服务采用GST机制，关税局目前已有完整系统，对GST机制并不陌生。”
他说，相关做法也能协助政府增加收入，而电子发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一项好处。
至于人民方面，孔令龙认为，需要考量GST是否真正推高产品价格，因此政府需要妥善执行反暴利措施。
“ 这个《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要执行得妥当，物价就不会乱乱起。所以这些都是要多方面的管制的。”
GST透明度收入高 当年退税执行出问题
孔令龙提到，GST在透明度及增加国库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该税制于2017年最后一年实施时，已取得约440亿令吉收入；若GST没有被废除，考虑到通货膨胀、收入增加及消费增长等因素，至今的税收总额估计可达约700亿令吉。
“当年引起商家反弹，主要是执行上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退税方面。当时设有退税特别户口，原定在14天内退还相关税款，但这却没有兑现。”
他补充，虽然政府预计我国今年的SST税收总额大约600亿令吉，仅与GST预测税收总额相差不大，但这得益于政府扩大征税范围及调高部分项目税率，因此不会造成政府收入大大减少，然而这种做法不能长久。
“SST是一个较旧的税制，它只能扩大（征税）范围或者改税率， 但不能一直这样，不然某些东西会很贵，同时鉴于政府行政开销不断增加，所以要将GST融入SST，使其税收效率提高。”
孔令龙以电子发票为例指出，电子发票在某程度上已具备当年GST税务发票的作用，因为买卖双方都需要申报交易，有助于减少漏税。
“除了电子发票这种外部机制的辅助外，SST也需要加强管制、落实精准补贴及税务优惠。”
他指出，政府可以选择部分服务及环节，采用类似GST的机制。
物流运输服务可采GST模式
此外，孔令龙也以物流及运输服务为例说，无论是制造商、分销商或零售商，都会涉及运输费用，因此政府可考虑将相关运输服务纳入类似GST的模式。
“每一个商家，不论他是在制造商、分销商或者是零售商，他都有运输费用。如果把它挪成GST的这个模式，这是可行的；若要扩大该机制，政府也能选择一些环节，如制造商。”
他解释，若采用类似GST的模式，相关服务及环节便可实施进项税及销项税抵扣，同时也能掌握相关服务的使用者。
他说，政府也可以针对部分商品继续采用SST模式，例如：奢侈品、昂贵手袋及手表等，直接征收SST，而且相关税款不设退税机制。
“就好像一些奢侈产品，比较很贵的包包、手表等，这个我们不要像以前的GST。我们直接就有一个SST，他不论是10%，或者是提高到15%或20%，他是不能退税的。”
此外，他说，必需品则可维持免税优惠，例如食品及医疗服务，借此兼顾GST与SST的优点。
“那些必需品就免，就好像食品，还有医疗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混合性的，就拿到GST跟SST的好处。”
他表示，大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包括印度、加拿大及中国。
他说，印度先前同时存在销售税及GST，可以参考该国如何逐步转向类似GST的税种；加拿大部分省份采用增值税，部分省份则采用销售税；中国则在电子发票方面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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