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日讯）半岛的柴油价格飙升至每公升6.02令吉，创下我国历史新高，几乎是五周前每公升3.04令吉的两倍。与此同时，我国每月燃油补贴开支也从7亿令吉激增至32亿令吉。
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质疑，若当前局势持续，政府还能以这样的方式同时承担补贴责任与发展开支吗？
该机构发文告说，这已不是大马第一次因全球能源冲击而暴露财政脆弱性，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样的模式其实早已不陌生：国际价格上涨，补贴账单迅速膨胀，超出财政预算所能承受的范围，政府被迫仓促削减开支，而家庭与民众则在缺乏预警和准备的情况下承受调整带来的压力。国家如今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为何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类似冲击之后，马来西亚始终没有真正处理这项根本性的财政脆弱？”
文告说，答案在于自2018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结构性财政赤字。2017年，消费税（GST）以统一6%税率覆盖76%的商品与服务，为政府带来605亿令吉税收。即便销售与服务税（SST）在2024年将服务税提高至8%，并自2025年7月起扩大征税范围，2025年的SST税收如今预计也仅为534亿令吉。
“虽然这在名义上首次超过2015至2017年期间GST的平均水平，但在2026年才勉强追平2017年的数字，绝不能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足够稳固的财政收入基础。”
该研究所指出，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来衡量，结构性缺口依然明显。
“GST在最后一个完整执行年度所带来的税收，约占GDP的4.4%；而扩征后的SST在2025年预计仅约占GDP的2.6%，两者之间仍存在约1.8个%的差距。以今天的经济规模计算，这意味著我国每年少了约350亿至380亿令吉的财政收入。这个差距，正是一个政府能否承受全球能源冲击，还是只能在危机中不断‘配给式应对’的关键分野。”
INSAP指出，并不是主张在马来西亚家庭与企业正承受供应推动型价格冲击之际，立即重启GST。柴油价格飙升所带来的通胀效应，尚未完全沿著供应链传导开来；若此时再叠加消费税调整，只会进一步加重最需要保护群体的负担。
INSAP所呼吁的是，政府应把这次危机视为一个转折点，从现在开始启动严肃的制度准备与协商工作，为未来恢复GST铺设清晰路线图。这样一来，当经济条件趋稳时，马来西亚才能准备好落实一套真正能防止下一场危机重演同样局面的税制。
“一套设计完善的GST，是目前唯一具备广泛税基的消费税制度，能够让消费越多者按比例承担更多公共财政责任，同时也允许企业完整抵扣进项税，避免像SST那样，让成本在供应链各环节中层层累积、隐性转嫁。”
文告说，这意味著，未来若要恢复GST，必须从较低税率起步，以缓和转型冲击；必须建立具时限约束的退税机制，并以公开关键绩效指标（KPI）作为保障，确保企业不会再次因退税迟缓而陷入现金流困境；同时，也必须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意义的过渡支持，并清楚、透明地向社会交代税收将如何被使用与分配。
“这不是一个党派课题。自2018年以来，历届政府都在一个结构性不足的财政收入基础上执政，却同时承担著庞大的补贴责任与发展义务。今天所显现的财政压力，并不是地缘政治意外造成的偶发现象，而是这种收入缺口长期累积后的必然后果。若继续拖延改革，直至下一场危机来临，马来西亚届时只会拥有更少的政策选择空间。”
因此，INSAP呼吁政府正式成立一个政府收入改革工作小组，纳入私人界与公民社会参与协商，公布清晰的职权范围与时间表，确保马来西亚在下一轮全球冲击来临时，拥有足以保护人民的财政基础，而不是再次被迫以配给式方式勉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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