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4日讯）大马资深犯罪学家拿督顺达莫迪指出，公众必须对警方尤其是政治部保持高度信任，才能确保《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等预防性拘留法令得以有效运作。
大马理科大学犯罪学家拿督顺达莫迪博士接受《新海峡时报》专访时表示，公众对警方专业操守的信任至关重要。
他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警方，尤其是政治部在专业性、监督机制及问责制度方面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他强调，信任并不意味著毫无保留地接受执法单位的一切做法。
“信任并不等同于盲目接受，而是相信这些权力是在审慎、适度，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
顺达莫迪指出，诸如已废除的《内安法令》（ISA）以及目前仍生效的Sosma，其运作基础皆为情报主导的风险评估。
他说，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全面向公众披露信息往往既不实际，也不负责任。
“情报工作必须保护消息来源、侦查手段及正在进行的行动，过早或片面的披露，可能破坏调查进展、危及生命，甚至无意中引发社会恐慌｡”
顺达莫迪是受询回应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阿育甘，日前批评部分政客、律师及人权组织过度聚焦Sosma及ISA法律程序问题的言论。
他认为，阿育甘的相关言论切合时宜，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安全威胁日趋复杂、隐蔽性更高的背景下。
他说，近年来，受极端或激进思想影响的人群特征已出现明显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交媒体的传播力及适应性有关。
“网络空间模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使激进化更难被察觉，因为相关人士往往不符合大众对极端分子的刻板印象｡”
他补充，许多人是在没有正式组织招募的情况下，通过自行接触和吸收极端宣传内容而走向激进化。
顺达莫迪指出，极端宣传往往利用个人不满情绪作为切入点，并列举多项可能出现激进化的警示迹象，包括言辞出现明显变化、频繁使用去人性化标签、美化或合理化暴力行为或为他国发生的袭击事件辩护
他强调，有效的反极端主义对策，不能仅依赖执法行动，并且家庭、教育工作者、宗教领袖及公民社会，在对抗极端主义叙事方面扮演著关键角色，应通过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及合法的公民参与，为社会提供可信且正面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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