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医疗费飙涨与系统压力(上篇)】
一张公司医疗卡,看似为员工带来保障,背后却藏著诊所被拖帐、医生被迫“涨价”的连锁反应?
这个由第三方管理机构(TPA)操控的系统已让私人医疗陷入“看似繁荣、实则亏损”的循环吗?
对此,雪隆私医公会主席崔耀豪医生点出,大马私人诊所的诊疗费用近年来普遍上升,此趋势并非源自单一因素,而是多重结构与社会原因交织的结果。
他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点出,造成医疗费上升的其中一大原因是医疗第三方管理机构(TPA)日益复杂。
他解释,TPA是受企业委托,代为管理员工医疗卡或保险理赔的中介公司,其本意是为了帮助企业控制员工医疗成本、统一帐务与监控滥用情况。
他提到,在平衡企业预算与医疗需求的过程中,TPA往往会对诊所收取管理费用,并限制诊所的大部分费用(谘询费,逐项的药物费用)与帐期限制(一般约60天,长者 180天不等)。
他补充,这虽有助于企业控制支出,却造成诊所现金流紧张;因此,为维持营运与服务质量,部分的诊所需要去调整收费结构,这间接推高整体医疗成本。
“他们(TPA)对外声称在‘协助企业节省开支’,其实是拿雇主的钱,也从医生那边再收一笔手续费,结果病人以为不用自己付钱,但因需抽手续费,因此医生也被迫抬价,TPA坐享中间利润。”
他点出,部分TPA最快也要30天,一般在60至90天内才能结算诊所的费用,这会影响到诊所的现金流,因此大部分诊所只能依据收费表上限的标准来弥补损失。
他补充,看诊有一个最低起至最高上线的收费标准,倘若病人用以现金付款,医生依据情况有可能收最低或中间价;但若是保险的话,因TPA拖帐再加上会被抽成,自然会靠近上限来收费。
“这也是为何保险与公司医疗卡的帐单往往‘比较贵’,并非医生刻意剥削,而是体系本身让成本被抬高。”
他坦言,TPA有许多合约条款对诊所极为不公平,一旦私人医疗领域持续被该机制掏空,最终为此买单的只能是病人。
“政府应设立监管框架,并设法减少TPA对诊所运营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尽量达到最初的看病模式--病人与医生,没有任何一方介入这个简单淳朴的关系。”
非医疗专业处理延误治疗时机的后果
此外,崔耀豪还点出,医疗服务生态竞争激烈、营运与行政成本持续上升、医疗人才外流与人力短缺都是医疗费上涨的原因。
他提到,医疗相关产业近年快速扩张,部分非医生背景的业者也进入健康谘询与辅助治疗领域。
“在激烈竞争下,部分患者可能先接受非医疗专业的处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情恶化、治疗复杂度提高,整体治疗成本随之上升。同时,诊所也需在服务品质与价格竞争间取得平衡,进一步加剧经营压力。”
与此同时,崔耀豪提到,大马诊所必须要遵守多达40条法令,包括:医药法令、服务法令、甚至个人资料保护法(PDPA),这些条例虽是为了保障病患,但也增加了行政成本。
他提及,一家诊所至少需要3名护士,才能应对日常工作与突发状况,但随著最低薪金调高、人力成本攀升,许多小型诊所根本负担不起。
他提到,随著区域薪资差距及工作负担加剧,部分医疗专业人员包括诊所护理师,可选择到别的诊所或更高待遇的机构发展,私人诊所为留住好的人才,只能透过提高薪资、福利等待遇来应对,导致人力成本显著上升。
他举例,一个普通诊所的最低营运成本每月约3万令吉,还不包括医生薪资,其中的租金、电费、药物采购、设备维护及人手成本,都让许多年轻医生“一开业就背债”。
另外,他也坦言,本地的医生在制度内也面临困境,很多医生选择从政府出来开诊所,是因为在体制里得不到他们要的专业自主,但一旦离开公立体系,就很难再回去。
他也补充,现在私营体系看似膨胀,是因为公共体系失能,再加我国没有引导市场、执法不利,很多非医疗专业的人士在模糊边界使整个医疗生态混乱。
医疗改革需从三方面著手
谈到如何改善现状,他强调,政府必须先认清一件事,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财富。
“没有健康的人民,就没有生产力,政府必须愿意‘放力’,真正投资医疗,不只是盖医院、发药,而是教育人民。”
他认为,医疗改革应从三方面著手,在制度上改善公私医疗资源分配与监管;在教育上提升民众健康意识,强化“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在经济上减轻医生与病患的双重负担,尤其是药价与保险透明化。
“医疗生态要健康,政府、医生、病人都要各自负责。只要有一方失衡,整个系统就会垮。”
最后他强调,医疗的本质是救人而非套利,如果医疗体系变成金钱游戏,医生失去专业尊严,病人失去信任,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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