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在近期成为社区热议话题之一，尤其是沙巴的13岁少女扎拉凯丽娜（Zara）遭霸凌致死的事件发酵，全国多州都有民众要求为她讨回公道，在事件曝光后，政府及相关部门亦表态将彻查此案。
MY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家张庭锋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事后追责固然能让潜在加害者心存忌惮，从而减少类似行为，但若缺乏事前预防与长期教育，霸凌仍可能以不同形式不断重演。
他引用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的“文化维度理论”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的人对权力、规则、关系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其中，截至2015年的数据显示，大马社会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数高达104，为全球最高。
他解释，权力距离指数越高，代表社会对权力不平等的容忍度也越强，人们通常倾向于服从权威，即便是明显失当的要求，也有可能被合理化为社会运作的“自然状态”，成为滋养霸凌的土壤。
“霸凌不仅存在于校园，在职场、家庭中同样普遍，其核心本质就是权力不平衡，而在不同环境中，角色也可能发生转换，即被霸凌者有时会在另一处成为加害者。”
他指出，一名父亲若在职场中遭受欺凌，可能会将挫败感带回家中，以父亲的身份对妻子或孩子施压，而在家中长期承受强权的孩子，而在家中长期承受强权的孩子，也可能把这种畏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学校里‘转嫁’到更弱小的同伴身上，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
为此，他认为，校园霸凌的成因并不单一，施暴者除了可能在霸凌过程中寻求优越感，也有部分可能因从众心理而加入霸凌。
他也引述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斯坦福监狱实验”作为例子，指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容易让人性迅速划向两个极端，一方滥用权力，另一方被迫屈服并选择沉默。
孩子遭霸凌还是小打小闹？
张庭锋指出，霸凌并非新鲜事，但随著网路的普及，其形式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取绰号到如今的肢体暴力与网路霸凌，都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绝非师长或家长口中所谓的“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当孩子在求助后得不到正面回应时，可能会开始找借口逃学，这其实已经是他们向大人发出的警讯；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更多信任，认真看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提供成熟的解决建议。”
张庭锋强调，孩子在校园中遭遇欺凌时，通常会向老师或家长求助，但成人对欺凌的界定模糊，常将其视为小问题，甚至反问受害者“为什么别人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或仅对加害者口头警告，结果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他也补充，若孩子已遭遇欺凌，首要措施是“物理隔离”，例如调班、转校或暂时请假，以降低身心伤害。
遭霸凌这需举证往往成二度伤害
他透露，目前前来寻求心理谘商的人当中，每10人或有半数为未成年人，当孩子们已经走到“向外求助”这一步时，往往意味著他们已承受了相当程度的心理压力。
他说，最无奈的莫过于被霸凌者在告知外界自己遭遇霸凌时需要举证，证明自己确实被欺负，这对他们而言为二度伤害。
“当然，现阶段并没有很好的方式来杜绝霸凌问题，然而若真的想要减少霸凌，绝非靠喊口号或邀请专家办讲座就能做到的。”
张庭锋强调，霸凌问题牵涉体制、社会与文化，若要根本改善，就必须从教育著手。
“我们的教育课纲应该要培养少一些盲目的‘服从’，多一些平等与批判思维，让孩子们学习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勇于发声。”
他也指出，在发生霸凌事件时，应提供受害者安全的出口，例如在校内设立专业辅导单位，让孩子有倾诉的空间，而师长绝不可轻忽任何求救讯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帮助被霸凌者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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