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日讯）Babs（化名）是一位年过60的妇女，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但她仍然不得已要成为电召车司机，因她的公积金储蓄已经耗尽了。
根据《大都会日报》（Harian Metro）的报道，她与丈夫目前住在自己的家中，孩子们已经成年并搬离。她现今的健康状况良好，但为了填补已空的储蓄账户，她不得不继续工作。
谈到雇员公积金（KWSP）储蓄时，她无奈地表示：“早就用完了。”
根据《马新社》报导，Babs性格开朗且独立，但她意识到时间不多，担心有一天连日常生活都得依靠别人。想到未来或许连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无法负担，她感到焦虑不已。
她为此劝勉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该储蓄，确保退休后有足够的资金。
在我国，像Babs这样的老年贫困问题正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即将退休的个人，也对他们的家庭构成了挑战。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39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1.8%。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7%。世界银行预计到2040年，马来西亚将进入“老龄化国家”，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14%。
在近日于布城召开的2024年全国老龄化会议（NCA）上，与会者讨论了老龄化问题并展示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当前社会和财政支持是否足以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答案是否定的。
长寿并不等于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看护人员和护理组织Kendana Malaysia主席拉昔迪亚耶表示，中产阶级将在晚年面临贫困。换言之，长寿并不等于更好的生活质量。
拉昔迪亚耶认为，仅依靠政府无法彻底解决老年贫困问题。虽然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给予帮助，但专家认为，公众也需要自我承担责任，为未来做好准备。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根据10月22日发布的退休战略议程调查结果，受访者对退休储蓄并不重视。该调查由公积金局（KWAP）和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老龄化研究中心（MyAgeing）共同进行，共有6252名准退休人员和1075名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参与。
UPM经济学家兼项目负责人罗斯玛向《马新社》表示，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退休的态度多年未变，依旧缺乏重视。调查显示，只有19%的人有定期存款，54%偶尔存款，而其余人完全没有储蓄。
她补充道，受访者列出无法定期储蓄的主要原因包括基本生活开销大、需偿还债务和用在子女教育费用。自2017年最后一次调查以来，在7年里人们的态度几乎没有改变。
26%受访者认为，可能需要工作至生命终点
此外，其他研究也反映了我国打工者对退休储蓄的缺乏重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与马来亚大学在2023年进行的调查，近三分之二的我国人民未将退休储蓄作为优先事项，甚至有26%的受访者表示，可能需要工作至生命终点。
一般而言，养老金制度主要适用于公务员，但对于在私营公司的工作者或不享有养老金计划的打工族，他们会通过雇员公积金（KWSP）为退休做准备。雇员公积金每年为每位存款者支付至少2.5%的保证分红。
然而，疫情的爆发使情况更加严峻。根据马来西亚卡扎纳研究所的《2024年家庭状况报告》，超过90%年龄在30岁以下的雇员公积金会员存款不足，难以在55岁时达到24万令吉的目标。
《2019-2022年疫情对家庭的影响》报告还指出，52%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下的雇员公积金（KWSP）成员存款不足1万令吉，而超过25%的55岁以下成员存款甚至少于1000令吉。
疫情加剧了原有的财务困境
事实上，疫情只是加剧了原有的财务困境。马来西亚国家银行2017年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马来西亚人在财务上准备好退休，而超过75%的人表示难以存下1000令吉作为紧急储备金。
“尽管储蓄水平低且未来存在风险，许多受访者仍未表现出担忧。”
UPM经济学家兼项目负责人罗斯玛提到，类似的情况在2013年汇丰银行的调查中也有体现，即马来西亚人对退休存款的重视程度不高。
公务员的主要依赖在于他们对领取退休金的信心。同样，雇员公积金成员也抱有相似心态。2012年Park和Estrada的研究指出，公务员和雇员公积金强制储蓄机制让人们对退休储蓄产生依赖，缺乏主动储蓄的意识。
这种心态令专家们担忧，因为很多人未意识到老年生活的高昂成本。大部分未来的退休者期望成年的子女能够在年老时提供帮助，包括护理需求，但忽视了子女也需为自己的退休储蓄。
不应有孩子应该帮忙的想法
“一些人总是说‘孩子应该帮忙’，其实并非如此。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要假设孩子不存在，不能帮忙，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准备。”
MyAgeing主任拉昔玛依峇欣副教授表示，这种情况可能会将子女家庭拖入贫困深渊。毕竟，孩子们并不能总是为年长者的医疗和经济需求提供帮助。
“当家中有人突发疾病时，我们大多数人通常没有准备，突然间他们就成了照顾者。这种情况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因为没有为长期护理准备的紧急储蓄。”
她说，这会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并解释称，老年人容易受伤的风险很高。一次摔倒就可能花费数千令吉，并影响他们的行动能力。对于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来说，跌倒的风险更高，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费用和护理负担。
“更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接受过医疗培训来满足父母的需求，因此存在加重病情的风险。”
她称，许多劳工，尤其是女性，不得不辞职照顾生病的父母，无形中减少了家庭收入。
“此外，为了确保住宅对老年人安全，往往还需要进行改造，这也需要另一笔花费。”
此外，MyAgeing的高级研究员蔡森（译音）指出，政府的援助机制可能存在问题，因为收入计算仅基于家庭总收入，而没有考虑家庭的规模和需求。
“当申请援助时，政府要求家庭收入必须低于1000令吉。但如果一个家庭有4人，而另一个家庭有10人，仍然采用1000令吉的标准合理吗？这导致独居的养老金领取者获得的援助可能比那些与大家庭同住的老年人更多。”
在我国，政府每年需支付数十亿令吉的养老金。去年，这一支出为310亿令吉，预计到2040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政府将需支出约1200亿令吉。一些专家提出取消养老金制度的建议，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每个人只能依靠公积金养老。
研究者罗斯玛反对取消养老金制度，她认为应加强对公众的财务管理教育。此外，专家建议对公积金进行改革，例如限制在55岁时完全提取存款，除非情况特殊。
Kendana Malaysia的拉昔迪亚耶建议，公积金应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强制性开户，同时，建议向存款人提供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形式。另一个建议是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帮助老年人满足长期护理需求，但专家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保险公司可能不愿意提供这种保险。
罗斯玛表示，除了公积金或养老金，个人也需要拥有额外储蓄，以确保未来生活质量更高。无论是朝圣基金（Tabung Haji）还是国家信托基金（ASNB），至少可以使用这些额外资来养老。
.jpeg/6e0a6c120cb451ccf8217ee49c2a3045.jpeg)
_3.jpeg/c1e3ed6bec70ef3882d0daf5d7381c6f.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