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5日讯)去年3月,我国爆发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大城堡清真寺传教集会酿成大范围传染的风险,为了切断传播链,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MCO),犹如进入“封国”状态,之后随著疫情发展的程度,政府又对管制做出了不同调整,以平衡经济和生命。
除了最严厉的行管令1.0,政府分别采取有条件行管令,复原新管令,在个别疫情特别严重的地点实施针对性管制令。
不同程度的管制令从去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接近一年,不过我们仍未摆脱疫情困扰,甚至由于第三波疫情的大爆发,于今年1月再度实施严厉的行管令。
回顾行管令的实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2020年3月16日宣布,全国在3月18日进入为期14天的行动管制令,限制非必要商业活动、限制国民出国及外国访客入境,关闭学校,民众不准许跨州跨线,只能在10公里范围内购买必需品。
为了达到控制疫情的效果,行管令四度延长,在同年5月3月才结束了行管令。
鉴于新增病例开始减少,加上经济受到冲击,政府在5月4日至6月9日实施有条件行管令,放宽限制,让大部分经济领域在标准作业程序下复工,民众仍然不可以随便跨州,边境持续封锁,不允许出国。
当时宣布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包括涉及人群聚集和肢体接触的商业活动,如电影院、卡拉OK、足底按摩中心、娱乐中心、夜总会、主题公园、斋戒月市集、开斋节市集、购物嘉年华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以及理发店都不允许复工。
另外,涉及人群聚集、肢体接触和有感染风险的运动,以及宴会门户开放活动、斋戒月开放门户、文化表演、政府和私人机构月常聚会,以及任何形式的开幕礼和集会等涉及人群聚集的活动也被禁止。
随著有条件限行令在6月9日结束,全国实施复原行动管制令,政府放松部分管制,不再限制民众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商场、电影院、夜市与发廊服务等允许开放。
同时,民众必须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一旦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最高罚款是1000令吉。
不过,边境依然封锁,大马人不能到国外旅游,有肢体接触的运动不允许进行,酒吧、夜店、娱乐中心、足底按摩中心、卡拉OK中心、主题公园不能营业,也不允许大型聚会。
9月沙巴州选举的防疫出现漏洞,加上疫情在外劳群体大范围传播,引爆了第三波疫情,政府率先宣布沙巴在去年10月13日,以及10月14日在雪兰莪、吉隆坡及布城实施为期两周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在去年11月吉打、槟城、霹雳、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及登嘉楼州也相继实施有条件行管令,并且禁止跨州。
然而,条管令并不能控制疫情,单日新增4位数确诊病例使大马医疗处于崩溃边缘,5个州属(槟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沙巴)及3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城及纳闽)在1月13日实施行管令2.0。
随后,政府又宣布半岛其馀地区从1月22日开始,均进入行管令状态,全国仅剩砂拉越(除了诗巫三个县)维持复原行管令。
经过一个多月的防疫,政府松绑管制在2月16日宣布结束一些州属的行管令,吉打、霹雳、森美兰、登嘉楼、吉兰丹、马六甲、彭亨、布城及纳闽联邦直辖区进入条管令至3月4日,玻璃市则实施复苏行管令。
不过,雪兰莪、柔佛、槟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地区延长行动管制令至3月4日,并且撤除了10公里移动限制,但仍不允许跨县。
另外,疫情爆发之际,我国政治正好极度动荡,通过喜来登政变上台的国盟政府,多次面对倒台威胁,为了稳定政局,在行管令2.0实施期间,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建议国家元首采取紧急状态,以让政府能够抗疫。
在今年1月12日,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颁布全国紧急状态,以遏制疫情,直到确诊病例受到控制和下降,才可提前解除。
随著疫情有转好迹象,政府宣布从3月5日开始,雪兰莪、吉隆坡、柔佛、槟城从行管令,改为实施条管令两周。
此外,原本落实条管令的马六甲、彭亨、登嘉楼、布城及纳闽,则转为复管令。
至于吉打、吉兰丹、砂拉越与霹雳则维持条管令;玻璃市继续维持复管令。
一系列振兴配套 协助人民复苏经济
疫情及实施管制令导致我国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制造生产放缓、旅游业难以存活、失业率上升,几乎所有领域都受到影响,为了“止血”,政府推出一系列的经济配套,期望缓减管制令带来的经济遭遇重创,帮助全国上下渡过疫情。
去年疫情发生时,大马正值政权更迭,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在去年2月28日宣布,总值2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通过让消费者手握更多现金及为多个领域(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的领域)提供税务减免,来提振疲软的经济。
这个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设的经济振兴配套,比政府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时期推出总值81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多出一倍金额以上。
同年3月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推翻希盟上台执政,为了控制疫情,国盟政府宣布实施行管令,经济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为了缓减管制令带来的冲击,国盟政府在3月27日宣布第二轮经济振兴配套,即总值2500亿令吉的“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PRIAHATIN),旨在纾缓各领域面对的困境,并让全国人民受益。
总值2500亿令吉的配套中,包括财政注入220亿令吉、550亿令吉的政府担保,以及推动各项措施的逾1530亿令吉,也涵盖了马哈迪宣布的200亿令吉振兴经济配套。
在2500亿令吉拨款中,约1280亿令吉用作照顾人民的福利,1000亿令吉用作支持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商业,另外20亿令吉用作巩固国家经济。
行管令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4月6日宣布追加援助,拨出100亿令吉,给“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协助企业及中小型企业(附加措施)。
到了同年6月份,随著疫情受控,管制令也逐渐松绑,从行管令、条管令,进入到复苏管制令,为“配合”进入复苏时期,政府在6月5日宣布总额350亿令吉的“国家经济复苏计划”(PENJANA),其中的100亿令吉由政府直接注资。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定下三大目标为赋权于民、促进商业及振兴经济,并以6R策略,即解决(Resolve)、修复(Resilience)、重启(Restart)、复苏(Recovery)、振兴(Revitalize)和重组(Reform),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为了促进经济复苏,首相在9月23日宣布,政府追加援助力度,在“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的基础上,推出价值100亿令吉的“我们关怀”(KITA PRIHATIN)。
这个额外配套包括70亿令吉的国家关怀援助金2.0(BPN 2.0)、24亿令吉的工资补贴计划2.0,以及6亿令吉的微型企业特别关怀奖掖(GKP)。
今年1月我国再度实施行管令,为了缓解人民和工商界压力,慕尤丁在1月18日宣布总值15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及经济援助配套”(PERMAI)。
该配套的三大目标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照顾人民福利、支援商业持续运营,其中实施22项措施来减负担。这也是国盟政府推出的第5个经济援助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