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打工，在挣够了储蓄准备回国娶妻养家，岂料因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婚礼被迫无限期展延。
27岁的尼泊尔男子基哈，在2019来从家乡来到马来西亚一间制造业公司，担任厂工一职，靠著自己的努力，每月赚取1100令吉收入。
他说，父亲早年在一个机缘巧合下，结识一名在劳工、移民及人口迁移事局打工的朋友，透过对方安排争取到机会出国打工赚钱。
这名朋友除了为他提供工作机会，也将储蓄借给他购买飞机票、申请工作准证、支付其他相关费用，以及一些生活费，约1万2000令吉。
“我为了尽快偿还这笔贷款，不惜减少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开销，与另外7名同乡合租一间房间，每天粗茶淡饭过日子及主动加班，终于在10个月时间付清这次借款。”
基哈感叹，原本打算挣够了储蓄回国娶妻养家，岂料因一场疫情，婚礼被迫无限期展延，并且工厂的工作，以及生活大受影响。
他说，公司管理层在疫情爆发后修改了多项工作条规及工作时间，限制厂房工作人数，导致工作量提升，必须兼顾其他部门的工作。
他说，除了工作量提升导致他们疲累不堪，公司也要求员工时刻佩戴口罩，无疑让在高温厂房工作的员工雪上加霜。
“我们每天上班所佩戴的口罩都被汗水浸湿，但为了节省开销也只能继续使用，无法更换。”
基哈坦言，疫情除了打乱工作，也影响自己的生活，原本每个周末都会搭乘巴士到雪州巴生与同乡好友小聚，但自从疫情爆发后，为避免被传染上新冠肺炎，每个 周末只待在宿舍不敢外出，就连到超市购买食材后都是直接回到宿舍，不敢在外溜跶。
惟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好雇主，疫情期间非但没有减薪，公司管理层甚至安排他们接受鼻拭检测，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公司管理层也安排工作人员，到工厂为我们宣传新冠肺炎预防措施，以及照顾好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基哈也感叹，家人在2020年初为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原本打算近期向老板辞职回国娶妻经营小生意，岂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他的婚期无限期展延。
他表示，尼泊尔的疫情在去年就开始肆虐，家人居住在落后的村落，医疗设施不完善，倘若冒然回到祖国，除了必须自费进行隔离检测，也要承担起染疫的风险，因此他和经理多番讨论之后决定继续留下工作，直到祖国疫情明朗化为止。
“我担心回到尼泊尔，除了要支付高额的隔离检测费用，且疫情或导致经济受创，让我没办法找到工作。”
此外，基哈坦言，在疫情期间发现马来西亚商店售卖的防疫用品相较起尼泊尔来得更便宜、品质更好。家人曾向他投诉，祖国售卖的口罩非但价格昂贵且品质不佳，时常卖断货，他们被迫反复使用数次才丢弃。
“我的家人收入微薄，根本就买不起免洗洗手液，只能用肥皂或洗衣粉来洗手消毒。”
他回忆起在尼泊尔打工时的点点滴滴，称祖国和马来西亚工作情况有著天壤之别，祖国的工作机会少，发展空间小，每个月辛苦劳动只赚取区区8500卢比（约300令吉），然而马来西亚的工作时间与薪水固定，且加班的话还有超时津贴，长久下来亦能赚取丰厚的收入。
“我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去给家人充当生活费，自己只留了一些做生活费。”
无法堂食 服务生差点丢工作
来自印尼的32岁女子茜蒂努鲁，离乡背井来到吉隆坡。在蕉赖某餐馆担任服务生超过一年时间，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差点就失去收入来源。
茜蒂努鲁表示，自马来西亚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餐馆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且由于条规限制食客无法堂食，餐馆也不再需要服务生，饭碗随时不保。
她表示，餐馆老板在疫情爆发后提供外卖服务，将服务生都安排到厨房部门，负责食材安排及包装食物，让所有服务生都保住饭碗，免遭开除厄运。
“餐馆老板因为疫情关系，有扣除我一小部分薪水，但他同时免费提供早餐及午餐作为补偿，因此我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
茜蒂努鲁目前最期盼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能早日获得控制，尽快回到印尼西爪哇省的家乡，与孩子及家人团聚。
她表示，自己在2013年与丈夫结婚后，就辞去工作在家当家庭主妇，两人育有2名分别5和8岁的儿子，惟丈夫在2017年因车祸去世后，被迫独自一人扛下养育孩子的重任；尽管父母有帮我分担孩子的伙食费，但高额的生活费及学费，让茜蒂努鲁不得不出外打工。
“我的学历并不高，无法达到当地公司最低入职要求，只能靠做一些兼职赚取收入，挣得也不多。”
茜蒂努鲁透露，自己原定在去年年底，趁著假期返回家乡探望家人，惟却因为疫情迟迟无法完成心愿；印尼西爪哇省的疫情严重，数名亲戚相继染病，茜蒂努鲁担心 回国后会增加染病风险，且无法再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因此取消了行程。
“我买了智能手机给孩子使用，每当我想念他们时，就透过视频聊天与他们见面，解决思念之苦。”
茜蒂努鲁目前最希望的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能尽快受到控制，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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