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5日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傅向红博士认为,从现在情况来看,大马采用防疫模式取得成效,但代价也很大。
她认为,大马一开始采取类似韩国、香港和台湾模式,疫情爆发后,转为比较严厉的类似中国模式,现在来看是成功的,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她称,新冠肺炎疫情如果及早和谨慎采取应对措施,无须进入到封锁的模式。
她分析,防疫模式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模式,属于比较激进,甚至在武汉和湖北采取全面封锁。
第二种是靠近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如韩国、香港、台湾反应迅速,边界不封锁,采取积极防堵、追踪、检测,没有冻结社会经济活动,但是有一些管制,比如禁止大规模聚会,相对而言比较温和。
第三种是减缓模式,像欧洲最开始不封锁、不冻结聚会,属于松懈被动,但是欧洲为这个模式付出代价,结果现在采用了中国模式。
至于封锁是否最有效,傅向红称,如果没有失守,其实没有必要封锁,现在比较多人探讨的是采取多周期和间歇性阶段的封锁,放松和紧缩看情况来进行。
傅向红是在董总今日举办线上分享会如是指出。这个分享会的主题为《全球防疫:公卫治理、社会安全网及其他》。
傅向红也提出,大马疫情指数可以更为多元,除了报告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或许卫生部可以计算RO(基本再生数)和Rt(有效再生数),这两个指数主要是计算传染和感染的指标,这也可作为判断是否取消行动管制令的标准。
她也认为,大马目前现在没有必要全民检测,全民检测不太现实,但是大马的检测应更有针对性,比如处于红区的居民就有需要进行检测,这可以避免浪费资源。
她称,国际也存在是否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检测,检测率高是否有效的问题,因为检测有准确性的问题,可能出现4种结果,第一正确阳性,第二是正确阴性,假阴性(低估风险,错过防疫),伪阳性(医疗浪费)。
傅向红举例,台湾的检测率不高,同时感染率也很低,疫情是受到控制,韩国因为大邱的疫情爆发,采取高检测率,结果高感染率,但是属于低死亡率,因此对台湾来说就没有必要大量检测,韩国则是有大量检测的需求。
政治领袖防疫认知影响大
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傅向红博士表示,政治领袖传达出的疫情认知以及信息透明非常重要,这会影响抗疫情况。
傅向红是在董总今日举办线上分享会如是指出,欧美和亚洲的疫情现况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一些主观因数,比如领袖对防疫的认知也有很大不同。
她举例,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予错误信息和认知,美国政客操弄讯息也非常严重,而且欧美富裕国家都是曾经是前殖民帝国,潜意识认为自己非常强大,会有新冠肺炎是一种流感,无须紧张,由于认知不足,低估了病毒风险。
傅向红称,在防疫方面,亚洲和欧洲也有不同,比如口罩问题,亚洲经历过非典疫情,当时认可了口罩可有效防止疫情传播,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防止将疾病传染给人,这种观点在东亚圈没有争议。
“可是西方比较不鼓励戴口罩,认为健康的人无须戴口罩,要把口罩留给前线医护人员。所以,到底要避免抢购潮,导致口罩短缺,还是口罩真的无效,这就存在沟通不透明的问题。防疫信息的传达对于认知非常关键。”
她也指出,大马公民意识有所提升,如今在维持社交距离方面一直在进步,行动管制令初期开始有一些乱象,这可能也和政府宣布的政策不够清楚有关,然而民众的自律性也扮演重要角色,像一些国家的民众就可以很自觉的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