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局近年来接二连三展开大型的非法移民扫荡行动， 被逮捕的违反入境法令者都会按照逮捕地区依序送往不同的扣留所， 等待遣返。被捕的除了常见的非法外劳，也有部分是逾期逗留与在我国服刑结束的外籍人士，当中还包括没有难民证件的难民等等。
等待遣返期间，扣留所就是他们暂时的“居处”。我国扣留所亦引起不少争议，当中少不了环境恶劣、虐待、卫生不佳、人满为患等指控。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就此前往我国士毛月（Semenyih）扣留所一探究竟，了解移民局的困境。
士毛月扣留所的外观漆上米色的油漆，亮丽的外观无阴森之感，看起来更像一所学校。进入扣留所之后，记者被指定遵守移民局所设定的条规，没有执法人员的允许，不能拍照、不能在未经执法人员允许下采访接触被扣者、亦不能擅自踏入未经允许的范围。
里头共有8个扣留隔间，移民局扣留所与警察局扣留所不同，比起“牢房”，更像长型的宿舍。每个扣留隔间长28米、宽5米，面积为140平方公尺。哈兹詹说，按照移民局明文规定，一个隔间最多可容纳125人，即是125人挤在如同一个排球场大小的隔间。但在取缔行动高峰期，每个隔间得容纳150人。
里头有两把风扇、一间厕所，两个出口。没有床，但每位被扣者有一条薄被，让他们随意地睡在地上。
本次前往是取缔行动平缓期，该扣留所有共有683人，其中印尼人士以300位占有大多数。
长长的铁窗贯穿整个隔间，上面晾著内裤、吊著牙刷、漱口杯等，扣留者打赤膊趴在铁窗往外看。其中2间为女性专用，男性与女性的扣留隔间以一道锡板高墙分隔。
他们被带到扣留所后，男性会先被理成平头，换上橙色服装等待登记，每人会获得一个编号，编号就是他们在扣留所的名称。
扣留者分别穿著4种不同颜色的服装，有黄色、紫色、红色与白色。白色是未登记身份的扣留者、紫色是已完成身份登记的、红色是义工、黄色是病患。
被扣者会称女性执法人员为“Puan”，男性执法人员为“Tuan”。采访过程不能拍照，要拍照得征求执法人员同意。
该士毛月扣留所所长哈兹詹说透露，士毛月扣留营中，最小的未满月，最年长的达六旬。“婴儿是被抓进来的孕妇生的。我们会带她到医院检查、生产，孩子由我们照顾。孩子都是与母亲同住女性扣留所。”
另外，也有单独扣留隔间，由不透光的四堵石灰墙组成，长2.5米，宽2.5米，用来“惩治”不守规矩的扣留者。
“那些打架闹事的扣留者，我们会把他们关进单独隔间。按照移民局行事程序，最长可关个一星期。此外，感染结核病的我们也会暂时把他关进去，等候卫生部替他们治疗，以免传染。”
在移民局扣留所内，凡是得按照移民局总部所设定的行事程序。当中列明一星期得让扣留者出来活动一次、一天需要提供4餐、所有餐点得按照卫生部设定的菜单发放、一星期准许与亲友通话或会面一次。
基于此，扣留营设有排球场、贩卖部、诊疗所。
每天早上5点起床，扣留者需到集合点集合领早餐，通常是面包与美禄。中午12时，是午饭时间，有两菜一饭。下午3时是下午茶、傍晚6时是晚餐。每到集合时间，执法人员会依序敲打扣留隔间的铁门，指令他们排队领饭，便当堆旁边有一个大蓝桶，供他们装水。领饭之后就各自回到房中吃饭，每餐重复。
迄今，全国各地共有13所移民局扣留营，明年会有一所扣留营在沙巴落成。哈兹詹相信以现在的人流来计，再多一所扣留营也难以缓和拥挤的人潮。
他说，移民局也知道以人道角度出发，如此拥挤的隔间不合理，建设资金所限，导致大多扣留所供不应求，纷纷“爆满”。政府也意识过度拥挤的扣留所已不适合人权要求，因此要求移民局加速遣返工作。
回国机票，谁来买单 ？
士毛月扣留所共住了来自44个国家的人，被扣者登记身份后，移民局会向联合国组织、大使馆索取完整的文件，证明他们所属国籍，再安排遣返。一切处理妥当后，谁又应该支付移民回家的票？
哈兹詹说，“我们的理想是让各国大使馆支付他们的回程票。但很少大使馆愿意这么做。如果前往缅甸的费用大约是200令吉一人，我们这里有160多位缅甸人士，就是3万多。长期下来是一笔庞大开销，以致许多大使馆都不承担。”
“缅甸还算是邻近的国家，如果是到尼日利亚，一趟5000多令吉。你别想要大使馆支付。”
“我们会让他们与朋友、家人见面，让他们向外凑机票。”
除了交通，另一棘手问题是国籍承认，其中面对这问题的就是罗兴亚人。自从我国政府为罗兴亚人打开大门，一批一批的罗兴亚人涌入我国，而他们部分并无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难民证。
“按照移民局行事程序，只要在取缔行动中无法证明身份的移民我们都必须抓起来，包括没有身份证明的罗兴亚人。”
哈兹詹指出，缅甸政府一方面不承认他们是缅甸籍，另一方面罗兴亚人也宁可选择住在扣留所也不要回国。
“一旦逮捕，移民局就不能擅自释放他们。这里有定时送上的4餐，早餐有甘榜鱼配饭、下午茶有茶与糕点...... 出于安全考量，他们也宁愿留在这里，而这种种费用都由我国吸收。”
实际上，被扣者只要有能证明身份与回国的票，就能在一至两个星期内离开。但大多扣留者因无法筹得买票钱，只好一直等到非政府组织愿意出钱让他们回去。目前该扣留所最长被关记录为一年多。
哈兹詹籍此叹气，“旧的未去，新的又来。”
闭路电视、电篱笆、瞭望台皆失修
我国移民局扣留所的人权问题向来为外界所关注，众多报导皆将矛头指向移民局，谴责移民局没有做好人权保护的角色。如此谩骂在嘉化莫哈末眼中看来，种种隐忧都是由经费不足导致。
甭说被扣者，就连在移民局执法人员本身也曝露在风险中。
为了保证扣留所与附近的住宅区的的安全，沿著扣留所外围都围绕著3层的铁丝网，其中最外面的一层挂著“小心电围栏”的警告牌。
带领参观的官员莎拉指出，自己在扣留所工作1年多，电围栏因为经费问题，损坏后就一直都没有通电。
莎拉把我带到可观望扣留所全景的地方说，“扣留所左边是小学、右边是新建的住宅区，扣留所就座落在士毛月新村里。坦白说，没有电缆，对住在这里的民众安全也没有保障。”
再来，莎拉指向远处的瞭望台，“那里也没有人敢爬上去，因为它摇摇欲坠。”
尽管如此，莎拉称移民局在无需经费的安全防范上还是尽善尽美。
扣留所贩卖部中所买的牙刷都剪掉后半段，防止作为伤人用具。贩卖部中的洗衣粉都是小包装，只能洗一次，一包20仙。有简单的快熟面、调味料、无酒精饮料。
莎拉说，“我们虽然有快熟面，但没有提供热水，怕他们伤人。他们都直接开来吃。”
执法人员健康没保障
经费匮乏也连带造成扣留所人手不足。哈兹詹指出，士毛月扣留所如今有81人工作，分成早、午、晚三个班次，24小时都需人值班。人手比起原本预期的至少126人相差甚远。
“人手由沙亚南移民局总部分配。我们有提出增加职员的要求，但别的扣留所可能更需要人，所以优先给他们。至于我们，则迟迟没有下文。”
节省开销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扣留了3个月以上的被扣者训练成“小助手”，让他们换上红色衣服，担任叛卖部看守、打扫、翻译等简单工作。
米拉是被扣了6个月的印尼籍人士，曾经帮茶餐室打工，如今担任贩卖部收银员。她说，她住的是女性隔间，她说里头常有小孩大哭，又热又吵。
“是我自荐要当‘小助手’的，这总比被关起来好多了。”
询及闭路电视措施，哈兹詹也抱怨，“那些新闻说扣留所出现虐打事件，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虐打也无人信。所以更需要闭路电视，作为调查之用以外，也能捍卫执法人员清白。”
“再说，前来探望被扣者的是谁，我们也需要记录。非常需要闭路电视，这是基本安全保障。”
经费问题亦威胁执法人员的健康。他说，“非政府组织常对外透露有扣留所有多少人死亡。数据常被放大报导，新闻极致耸动，但却没有透露死亡原因。”
正如内政部多次强调的，被扣者都是丧命于结核病、心脏病等。可是但病患在没有适当治疗中丧命，也是自然死亡吗？
哈兹詹仅说，“我们经费拮据，不可能为所有被扣者注射疫苗。就连每天接触被扣者的执法人员，也需要透过营长与卫生部要求赞助，才可免费注射。”
卫生部副总监（医药）拿督再也英德兰随后就此事接受记者询问时也称，执法人员需要注射的不仅是结核病疫苗、还包括B型肝炎疫苗，但两种疫苗的成本都很昂贵。
“移民局3年前有提出相关要求。当时卫生部、移民局与内政部都有召开会议，只是这笔开销该由谁承担依旧没有定论。这个课题最后也不了了之。”
惟，卫生部仍然有给予部分协助，即无论国籍的结核病病人，都能得到免费治疗。
扣留所环境不佳，谁之过？
无论空间是否允许，经费是否充裕，取缔行动还在持续。死亡人数、过多的扣留者、从缺的人手，种种数据反应扣留所面对的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
“其实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死亡数据都是正确的，数据都是他们前往探访时向我们索取的，只是光是谴责我们对我们来说太‘苛刻’。”
哈兹詹表示，每一宗扣留所死亡案件都需要向相关国家的大使馆汇报，附上死亡原因，遗体由他们来领。
移民局与数个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署、大马人道关怀组织（Mycare）皆有合作。
“我们时常和人权委员会合作，他们也知道我们资金拮据，也清楚我们的处理方式，亦认同就算这里环境不好，但不算太恶劣。只是偶尔投诉为何不能进扣留隔间看。”
“大马人道关怀组织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时会发放奶粉、婴儿纸尿片给这里的小孩。外面送来的药物我们不能收，因为需要卫生部的检验。”
每间扣留所每年都会呈上各自所需差额向财政部汇报。
“发放到扣留所的资金，是部门拨款的其中一部分，会从中央到内政部，再到移民局，后到各个地方的州政府。层层下达，最后才到扣留所。我们不知道政府会给我们多少。”
哈兹詹强调，扣留所只是一个转站，以被扣者不会长期住在这里为考量，所以设计也比较简陋。但他不否认，实际上一两星期就回国的为数不多，大多数也不知道会住上多久。
至于为何屡屡上书，拨款依旧不足？究竟什么时候问题才能一劳永逸？ 士毛月扣留所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可就连嘉化莫哈末也只能以“这是政府的安排”、“等候政府的安排”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