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阿当阿里的认识，始于2011年他在巫统总部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外，降下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肖像的旗帜。这导致他被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开除，他也成了学运圈的代表人物，“我们都是阿当阿里”成了当下火红口号。
此后，他投入学运和社运，常被捕和进出扣留所，同时也面对多项控状和各方压力。
经历今年4月丧父之痛，他接受《东方日报》专访，谈到他参与社运的过程，家人的关系，对自己的期许；以其低沉的嗓音批判当今的教育制度，谈对政治与社运的看法等。
【人物志】
年龄：26岁
资历：“降旗事件”导致他于2012年被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开除学籍。尔后成为国内著名的年轻社运与学生领袖，经常在街头集会中被逮捕。目前在私立学院修读法律系。
【问答录】
问：可以向我们大略介绍你自己？
答：我会介绍自己为社运分子，因为社运分子并不是一个衔头。而且这不能单凭嘴巴说，你必须通过你的能力以及你所作的事情来印证。
2009年我还在大学苏丹依德利斯大学时，已开始参与学生运动。那时竞选学生会选举，但没有想要赢，只想要通过平台发声。
我在“降旗”前，曾差点被学校开除。2011年我在占美清真寺参加一个反涨价的示威，当时警方已经将我的照片交给学校，学校叫我去问话，当时我原本准备参选学生竞选，最终被禁参选，差一点被开除。那时我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的学运分子。
问： 为什么加入社运？
答：我受到前辈的启发，我念书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学生运动的书，非常令人著迷，我深深被启发。
这些人都为了正当的理由而斗争，如反贪污、捍卫人权。我希望我可以活在那样的时代，是他们其中一人，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我看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我也要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不想只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加入社运是可以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尽对自己和家人，也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而且要尽早做，就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
问：你被逮捕与被控多次，你有计算吗？
答：我自己没计算到底上了几次法庭。目前我至少有4宗法庭案件在身。第一宗是在《煽动法令》下被控，罪成入狱一年，现在在上诉中；另外两宗在《和平集会法令》下被，在505隔天的大集会上，被起诉两条同样的罪名。还有一宗是在《警察法令》下被控在国会制造骚乱，应该是505大选后第三天，那时候国会议员准备宣誓，我们在国会抗议被捕。4宗案件都还在审讯中。
至于被逮捕，我也算不清了，尤其是安华被捕后每个星期六在国企十合购物中心外，每个星期的集会几乎都会被逮捕，次数多到我也已经算不清了。
问：哪一次的经历最艰难？
答：这些经验是艰难的，最具挑战性的应该是第一次在煽动法下被逮捕长达6天，我是第一个在505大选后
被逮捕者。后来蔡添强、哈里斯依布拉欣等人被逮捕。当时我完全一个人，也知道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罪行，不像以往因集会而被逮。
我们也预计到这样的结果，当我在发言时，已经预知这样的言论会出事。所以，那一次被逮捕扣留很有挑战，也测试我是否能够坚持住。6天的扣留是我参与社运最好的经验。
问：面临威胁时，你怎么坚持下去？
答：我相信“希望”。若通过社运给予别人希望，我们自己也会从人们身上看到希望。当我经历困难的时候，人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这也让我可以继续下去。
目前我们争取的，不管是免费教育、废除大专法令、媒体自由、公平的竞选制度、废除煽动法，没有一个成功！但我们不放弃，因为我看到人们其实与我们同在，他们很想与我们一起努力。这让我更有毅力继续做下去。
这是一种责任，而回馈就是看到这个社会对我的支持，让我明白到我不是一个人。只要人们不放弃，我就不能放弃。
家人支持让我能走下去
问：你的家人都支持你。
答：是，我自认我非常的幸运是，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我父亲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我的母亲为我祈祷，耐心听我说故事，我从来没有面对阻拦。家人的支持不只是精神上，更是行动上与我一起。
我记得有一次在槟城办演讲，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当时下非常大雨，根本不会有人来听。父亲说，就继续演讲，不要取消。所以在一个原本可以容纳几百人的操场，只有我父母与几个朋友坐在那里听我讲，这是他们给我支持的方式，让我有强大的意志继续下去。
问：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
答：我们在吉隆坡长大，住在孟沙的铁道公司员工宿舍。虽然他参与的活动做的事都没有说出来，但我们知道，他参与工会，去过烈火莫息示威。在烈火莫熄的年代，他都有参与，回来就跟我们说，那个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他带回来的一些杂志或报纸，我们都会阅读。他鼓励我，教我成人。
我们可在大学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老师、医生、律师，但大学不能教我们做人。父亲给予最好的教育，就是在成为某个专业人士之前，先“做人”。他教我怎样体谅比我们贫困的人、要感恩。我们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中长大，他教我们如何不要只追求物质生活。
问：父亲去世后，目前的生活有何不同？
答：相当不同，以前父亲是一家之长，现在我必须照顾家里，包括了财务上支持家里。我现在花比较多时间在槟城，照顾家人，但会确保每个星期都来吉隆坡处理一些事情。
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很活跃、出名，认识很多人，参与很多政治活动，财务应该不是问题；事实是，我还是学生，又很积极参与社运，早九晚五的工作我不适合，除非我毕业后。目前家庭开销蛮大，我会感到压力。
或许我本来的生活就比较贫苦，所以就算没有钱也不觉得怎样。我也做一些零时工，譬如翻译、写作，编书，可以有一些收入，应付最基本基本的开销还是可以的，但就只是最基本的开销。
虽然比较幸苦，但这不会阻碍我的社运工作。幸运的是，还是有人愿意提供帮助，譬如给予我工作机会，如让我编译书籍，这些是别人帮助我的方式，让我有一些收入。
问：查拉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两极的回应。中低下层的的马来青年有什么看法？
答：此前大部分的马来学生都不太发出异议声。查拉的做法受年轻马来社群喜欢的。
我精神上支持她所做的。她讲的也是事实，不过，查拉的看法并不新鲜。新的说法是，人们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上大学，她也表现出“政府一定要帮我”的思维。
我同意很多人说，查拉应该要争取，但不是现在，而是你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不可能你在大学只是学习，然后毕业后才发现说“哦，原本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查拉不应该认为，读大学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那是很糟糕的想法，你也侮辱教育机构。上大学是为了吸取知识，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大学不是生产工人的工厂。
我认识一些愿意旁听其他课的学生，他们知道所学习到的不会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但他们尊重教育机构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毕业后这些知识让他们成为有学识的人，不是单纯为了找工作。
查拉的例子，反映出市场导向的教育体系。从马哈迪时代开始，教育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应付市场。教育应该是让学生蜕变成有知识的人。
今天社会有很多问题，很多的贪污，但贪污的人都不是穷人，所以你不能埋怨贫困让人腐败，贪污的人往往都是富人，这无关贫富，而是我们的教育是否让人成人，成为一个正直的好人？
以法律回馈曾帮助自己的人
问：为何你选修法律？
答：我很幸运一直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与支持，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很多人，不止是作为一名社运分子，如果我毕业后，可以以律师的身份帮助人。
我看到很多律师，为民众提供法律援助。我自己也涉及很多需要法律支援的事，也获得很律师帮助，这减轻我们的压力，也让我们更有毅力坚持下去。我想用同样的知识帮助其他人。
事实上，我求学时的愿望是成为律师。我申请大学科系时，希望成为律师而非老师，后来被录取进师范大学录取，后来被开除。现在反而可以念法律，我感恩，我没想过还有机会延续小时的愿望。
问：你有打算参政吗？有政党邀请你入党吗？
答：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好的政治人物，但邀请是时常都有。当我还是学生时就有来自在野党的邀请入党。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现在这个平台已经足够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不需要加入政治。
第一，从政不是我的愿望。第二，若要从政，必须有很好的理由说服我自己，为什么要加入政治，那必须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是为了成为代议士。若缺乏坚定理由，我不会加入政治。
我还没看到任何从政的原因。若有一个让我从政的理由，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问：不少学运人士毕业后从政，你为什么不选择政治？
答：很多学生毕业后就加入政治，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经过训练，缺乏经历。我不是看扁没参与学运的政治人物，但你可以看到当中的差别，尤其是这些领袖的素质，如安华、莫哈末沙布，卡立沙末、祖基菲里等，甚至是依布拉欣阿里，都是是非常出名的学生运动领袖。
他们表现出的能力、个性和魅力，比那些缺乏学运经验的政治人物好，因为他们经历过考验。
社运与政治很不同。如果你是政治人物，人们视你为贵宾，哪怕只是移交捐款是村内贫穷的人，也有警察开路，有人恭迎；但，社运分子没有这样的特权，若你要帮助人，就先帮助自己，你帮助别人期间，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帮你你拍照，没有宣传，甚至没有人会说谢谢，但你必须习惯。
所以，当社运分子转为政治人物，大多数他们都比较灵巧聪明，这种经历对他们有加分，他们更了解人民，通过更了解你的人民，才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如果你不懂你的人民，如何帮助他们呢？
问：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你与同伴们的故事吗，你们是街头运动的常客，那是一个什么圈子？
答：我们没有组织形式，为了方便大家称呼就成为“孟沙集团”（Bangsar Group）。这群人大约有20至30人，年龄介于从18岁到65岁。我们大多数都不是来自吉隆坡的，父母是来自其他地方，而且都是属于劳动阶层，或中下层，这是我们比较共同的背景。
把我们联系并凝聚在一起的是内心深信的人道主义，任何争论都以人权、民主和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观为依归。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享，这是奇妙的感觉，我们没想过会遇到“同类”。
这和政治很不一样的，政党有自己的政治的结构。社运只有一样，就是证明你自己，证明你有能力完成某件事。你的尊重来自于你所做的事情和你的经历，而非你的权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