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有个著名的笑话：
美国人对苏联人说：“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我可以站在白宫门口臭骂美国总统，也不会受到对付。”
苏联人不甘示弱：“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同样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门口，臭骂美国总统，一样不会受到对付。”
别小看这则笑话，它基本上为“言论自由”，定下一个简单的标准：能痛骂国家领导，就是有言论自由；反之，就是没有。
旧冷战结束，新冷战开启，很多天真烂漫的反中网民，在社媒上与人辩论，最爱说：“我敢骂特朗普总统，也不会有事。你试下骂习近平看看？”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似乎快结束了。
刚在过去的两个月，特朗普连续以诽谤为名，分别起诉华尔街日报（索偿100亿美元／422亿令吉），以及纽约时报（索偿150亿美元／633亿令吉，暂时被法官驳回）。这样的金额，远远超过这两家报纸的净值，若是索赔成功，估计他们都会被迫关门大吉。
7月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就特朗普早前的诉讼达成和解，代价是1500万美元／6330万令吉的赔偿。
去年12月，美国广播公司（ABC）也在特朗普的诉讼案中，选择赔偿1600万美元／6752万令吉了事。但事情还没完，因为查理·柯克遇刺事件，ABC的深夜脱口秀主持吉米·坎摩尔受到猛烈抨击，结果节目被迫下架。六天后，ABC决定恢复播出，惹得特朗普震怒，恫言再度起诉他们。
这类脱口秀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因为主持人擅长以挖苦嘲讽的方式，批评政客与知名人士，让观众捧腹大笑之馀，仿佛发泄了一口闷气——虽然节目结束后，什么都改变不了。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被视为立法、行政及司法以外的“第四权”，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的一部分。过去，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及“水门事件”，都是因为一群富有正义感的媒体工作者，愿意冒著极大风险，揭穿政客们的黑暗面目。70年代的尼克松总统过后，就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媒体，遑论起诉他们。
然而，特朗普显然在试图打破这个规律，他甚至公开放话：那些故意丑化我的电视台，都应该被吊销执照！不仅如此，这位睚眦必报的总统，已经对政敌展开报复，包括动用司法部起诉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
事实上，柯克之死犹如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只要你曾发表有辱柯克的言论，或者歌颂柯克的事迹，就会被敌对阵营网络追杀，许多民众因此被人肉搜索，就职公司亦遭牵扯，最终被迫失去工作，这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已成了另一个美国病态，恰恰是对言论自由的啪啪打脸。
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言论自由已成了“言论不应被管控”的最佳借口。许多人以自由之名，散播假消息、假视频，在网络肆意诬蔑、霸凌他人等等。大马就有不堪网民霸凌而轻生的案例，而霸凌者仅仅受到微不足道的罚款。
所有的自由，都应附带一个“责任”，西方社会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主义，却大大忽略了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上责任。那些嘲讽中国没有臭骂国家领导自由的人，可以试试到大马皇宫门口痛骂元首，或者到泰国皇宫痛骂泰皇，之后就知道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
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多年来一直是东方世界所向往，但如今以美国为主的“民主灯塔”，却开始摇摇欲坠，白宫摆明车马是专为超级富豪服务，老百姓的死活根本不放在总统的心上。死在枪下的美国人每年超过4万人，在特朗普眼里，加起来的份量也比不上一个柯克。
所以，如果你还天真的以为，站在白宫外墙痛骂美国总统能够改变什么，那就要抓紧时间，因为即使这样无谓的自由，也可能快要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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