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仪：扎拉之死：当我们需要Hashtag来挽救公义

沙巴一宗校园坠亡事件意外掀起了全国舆论的巨大回响，坠楼者疑似曾遭受霸凌，而且因为一条“牵涉VVIP（重要）人物”的谣言，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在全国各地接连发生，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要求真相与问责。与此同时，“#JusticeforZara”（为扎拉凯丽娜争取公义）也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有媒体将这股民间反应称作“沙巴之春”。

类似的事情其实在2024年已经发生过，当时13名年龄介于16至19岁的学生，因怀疑一名17岁同学偷窃钱财，在技职学院宿舍内对其集体殴打，最终导致该名学生不幸身亡。

同样是涉及霸凌并酿成命案的案件，2024年的案件却没有引发舆论的强烈不满，所有人都非常信任警方，静待调查结果。为什么仅仅相隔一年，类似的案件却导致不同的舆论反应？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这次的扎拉案，出现了“疑似有VVIP参与”这样的言论上。

“轻描淡写”处理态度

扎拉案发生以后，警方和校方的处理方式显得不够严谨。校方第一时间只把这起事件当成一次“意外”，警方也没有第一时间按照程序给家属说明尸检的重要，仅让家属签署一份放弃尸检的文件以后就草草结束调查。以至于在舆论爆发以后，校方与警方皆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充分解释，引发民众的各种猜测与阴谋论，最终导致“牵涉VVIP”这样的解读出现。

尽管后来由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古玛出面澄清，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绝对没有“重要人物”涉及此案，对已然形成的舆论也是于事无补。因为人们心中的成见早已成型，警方与校方早期的各种程序缺失，全都成了人们相信有重要人物牵涉其中的有力证据。

反观去年3月发生的13名青少年霸凌致死案，校方与警方都反应迅速。校长与舍监第一时间介入并报警，处理程序迅速启动，警方也立刻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在这起案件中，整个案件公开、透明地展现在群众面前，从事发经过、调查程序，到前因后果皆交代明确，民间舆论无需对案件进行各种猜测与推理，各种谣言也就失去了孳生的土壤。涉案学生随后被以谋杀罪提控，并于今年2月在法庭过堂时被裁定表面罪名成立，从案发到过堂开审仅仅过去数个月。

对比两个案件，一个态度严谨，迅速进入司法程序；另一个却是态度散漫，迅速盖棺定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沙巴的学校、沙巴的警方，舆论却在一年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反转。

对许多人而言，扎拉案不仅关乎一名13岁学生的死因，更触及“校园是否真正安全，以及霸凌问题是否被严重低估”的更深层问题。一起霸凌事件被判定为校内“意外”，学校与警方那“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不仅暴露了教育体系的漏洞，更引爆了沙巴人民对政府长期潜藏的不信任感，甚至连曾经处理妥善，难得引起民众认同的案件也前功尽弃，曾经的功劳毁于一旦。

笔者认为，政府此时更应反思，这种“大事化小”、得过且过的处事态度究竟消耗了多少人们的信心。如果一个基本的校园安全都守不住，那么在其他重大公共议题上，人们又凭什么去信任政府所谓的“改革”、“透明”或“公正”？

缺乏公关危机意识

此外，本案涉及两个核心体系——教育部门和执法单位（警察）。两者显然也缺乏必要的公关危机意识。例如，警方涉嫌违反标准作业程序（SOP），是否正源于那种“反正家属也未必清楚程序，不会追究”的侥幸心理？谁料，这一次的轻忽反而撕开了制度信任的裂缝。同样的心态似乎也出现在学校身上，否则校长不会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建议家属尽快下葬了事。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此前也发生过涉及生命的校园案件，但由于相关单位的处理较为公开透明，因此并未引起如此强烈的民愤。这也反映出：事件本身不是唯一核心，更关键的是当局如何处理。

从一宗个案，演变成一面“制度照妖镜”，此次的扎拉案不仅暴露出学校与执法部门在危机处理中长期累积的敷衍态度，更迫使人民重新思考：当面临最基本的校园安全问题时，这个公共体系是否有能力、也是否有意愿去保护最弱势的群体。随著沙巴州选日益临近，这场舆论风暴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治议程。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必须正面回应人民提出的核心质问——若连校园中的一条基本生命线都守不住，这个庞大的政府体系又凭什么要求人民继续给予信任？

扎拉之死无疑是一场悲剧，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它所映射出的制度性疏忽与信任崩塌。当一名普通学生的公义需要靠民众自发上街、靠无数网民的hashtag才逼得政府开口回应，我们就必须反问：这个体系到底在保障谁的权益？

任何看似轻微、可以被省略的程序，最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真正的公义不只是亡羊补牢式的调查或迟来的道歉，而是建立在日常规范与制度执行上的持续守护。当公权力选择以“方便”为前提处理公共事务时，社会将以愤怒与不信任作为回应，扎拉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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