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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提议制定《反种族歧视法》，以应对涉及种族的煽动性和仇恨言论。然而，伊斯兰党彭加兰芝柏国会议员阿末玛祖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此举可能会废除土著特权，违反我国的“社会契约”。他指出，土著的特殊地位是独立谈判时的协议，作为非土著获得公民权的交换条件。
姑且不论阿末玛祖克的说法是否合理，这种“社会契约”的概念本身值得深入探讨。它常被用来反驳争取族群平等的诉求，但自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来，已过了67年，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基于族群不平等的社会契约，是否仍然符合当代社会的现实？
时代变迁与人口结构变化
在独立前后，马来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0%，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仅有58%。当时，马来人亦在经济上相对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对权力流失的担忧可以理解。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
以人口结构来说，马来人人口比例已上升至58%，整个土著群体则占全国人口约70%。在半岛，土著人口比例也达到了67%。
就政治版图来看，在半岛的国会选区中，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比例已提升至72%，若计入沙巴和砂拉越的议席，全国土著占多数的议席高达73%。
根据经济现状，经过数十年的重分配政策，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相对不平等已有所降低。尽管经济不平等仍存在，但相关政策亦有成效。
从这些数据来看，与独立初期相比，马来人/土著的政治与人口优势已显著增强，其他族群的威胁则降低不少，这份社会契约或有再审视的必要。
部分观点认为，当今的执政联盟未能获得多数马来人的支持，因此土著地位仍受到威胁。根据学者卫碧洁（Bridget Welsh）的分析，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希盟与国阵分别获得11%和33%的半岛马来选民支持，而几乎赢得所有华人和印度人选票。这种族群投票倾向，容易让部分人认为这是“华裔主导”的政府。
然而，这种担忧能与当年社会契约签订时的威胁相提并论吗？事实是，马来人在人数上占尽优势，在缺乏马来人的支持下难以组成政府。当前政府之所以未获得过半马来选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马来选票的分裂，而非他族对马来人地位的威胁。因此，这一现象无法怪罪于非土著的威胁。
“土著主权”与公平平等之辩
即便现实中的“威胁”已大幅减弱，仍有观点认为，马来人/土著本来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因此，他们应享有特殊地位。若我们接受“先抵达者即享有主权”的逻辑，那么讨论可能难以延续，也无法解决族群不平等的问题。
只是，若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看，当所有族群皆需履行相同的义务，却因族群身份而享有不同的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否公平？
学者许德发曾指出，马来人与华人在“正义”观念上有所差异：马来人倾向于“公平”，认为因族群间原本存在不平等，国家应采取差异化政策予以补偿；而华人更强调“平等”，希望所有公民享有相同地位与权利。不论从哪个观点来看，如果所有公民需履行相同义务，却无法享有相等的机会与权利，不仅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没有依照族群地位的差异，来规定不同的义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应忽视土著在经济上的结构性劣势。公平与平等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暂时的差异性政策来减少不平等，但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而非在宪法层面永续族群差异化。
族群观念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它必须从对话与相互理解开始。对于华人群体而言，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应理解公平、公正的重要性，减少族群本位主义，并更积极地与友族交流，寻找共识。只有通过相互理解，才能逐步摆脱族群政治的桎梏，迈向真正平等与包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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