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这几天单日维持在800到1000多宗，死亡人数也累计达到200多人。本来初期疫情得到有效管控，病例递减呈个位数，我国因此赢得国际掌声。国盟政府在“有效控制疫情”上获得正面评价，让执政党总算可以亮出一点“骄人政绩”，但现在基本“泡汤”。
在国盟领导默许下，7月国盟展开沙巴夺权计划，希盟+唯有以解散州议会反击，到底沙巴疫情大爆发罪魁祸首是谁？是国盟之过，还是希盟之罪。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清楚不过，夺权是因，选举是果。没有国盟计谋篡位，就没有州选举。
今年一月我曾到沙巴亚庇，当时该地新冠肺炎为零确诊。沙巴人告诉我，他们对州政府控制疫情有信心，毕竟隔著一条南中国海，在有效管控下，西马病例不易传来东马。他们更表示，当地医疗设备与资源不完善，如果爆发疫情，将使沙巴陷入困境。结果一语成谶，今天沙巴正面对居高不下的严重疫情。
为了一场沙巴州选举，西马政治人物蜂拥到当地助选，选举期间人潮涌动，社交距离成门面功夫，胜选几乎重要过疫情，暴露人人掉以轻心。如果说慕尤丁不需要为这个爆发的沙巴疫情负责，请问谁应为此负责？
国家经济大受影响
就如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可以轻易逃过法律制裁，给出令人喷饭的理由是卫生部没有给他防控传染病的表格填写，因此总检察署“没有下一步行动”。当人人都知道回国必须进行隔离，政府也对违令者开罚时，凯鲁丁竟然可以“不知道”而逃过法律制裁？卫生部无端端成为代罪羔羊？此案例打脸慕尤丁早前说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法律”。
无疑的，行管令的实施对经济造成极大影响，许多中小企业叫苦连天甚至面临倒闭，业者希望政府不要再实施有损经济活动的行管令。但在疫情无法管控而扩散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否会更严重，是许多人所忧虑的。到底面对疫情潜在威胁与经济利益相比，何者更为优先？
企业为了生存，员工为了生计，彼此都战战兢兢。商业活动需要运作，避免周转不灵而面临倒闭，这是业主一般的心声。目前航空业影响最为显著，过去盈利丰厚的新加坡航空、香港国泰航空，在面对疫情都几乎要灭顶，如果不是政府出手“搭救”，这些拥有数万名机组与地勤人员的巨无霸公司都要面临倒闭。
这两家航空公司不得不壮士断腕，新航裁员约2400人，国泰航空约8500人。疫情无疑对航空与旅游业造成极大冲击。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今年5月预估新冠肺炎疫情后，失业人数可达240万人。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总会透露直到今年3月，中小企业失业率达20%。中小企业公会的调查数字也显示近80%公司面对经营困难。
国会议员待价而沽
其实马来西亚政治不稳定，也给疫情带来许多变数。今天，国盟政府想要通过取巧的方式延续政权不受挑战，竟然祭出“紧急状态”以回避政府可能面临倒台的危机。幸好来自朝野与民间团体的巨大反对声浪，最终国家元首符顺民意表达拒绝，避免国家陷入另一场政治危机。
随著希盟+的反扑，特别是公正党主席安华9月抛下震撼弹，宣布国盟已经倒台，再加上国盟内部出现巫统对慕尤丁“利益分配不均”的不满，让慕首相大位岌岌可危。现在摆在慕尤丁面前的唯有继续与巫统作政治利益谈判。巫统开的条件，慕如果照单全收，等于沦为“傀儡首相”，违逆巫统则可能面对倒台命运。这样的窘境，恐怕是我国历任首相未曾有过的遭遇。
慕尤丁要做一个有尊严的首相，自然得摆脱巫统的颐指气使。内阁改组原本甚嚣尘上，但未见落实，看来慕与巫统的谈判出现胶著。
为了保住政权，守住首相大位。慕尤丁借助疫情寻求实施“经济紧急状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企图旨在借疫情来拯救自己的相位。11月来临的国会慕尤丁是否能避开被投不信任票，或面对财政预算案不通过的窘境，令人关注。
我国政治局面已然形成一个需要多党共治的政治型态，大联合政府是否是最终的选项，那又应该由谁出任首相？当前政治青蛙无法灭绝，国会议员个个顿然成造王者，在政治市场待价而沽。
基于我国首相位高权重，可以委任官职不计其数，因此政治人物就有机会在其中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巫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公开指慕尤丁提出要以国油高职换取其支持，无异于政治买官。
其实有人质疑，有怎样的选民，就有怎样的议员。毕竟议员是民选的，议员代表人民反映民情。当人们对政治青蛙口诛笔伐时，但选举时他们依然顺利当选，就如沙巴选举的不良示范，就会如前首相纳吉一马公司的腐败，竟然可以让他以BOSSKU走红社交媒体。
慕尤丁为了保住政权，以“紧急状态”来绑架国会，结果出师不利。事实上国会的民主精神，议会的体制岂容其为了个人权位而为所欲为？
如果首相无法处理新冠肺炎疫情，最好的方式是退位让贤。当然任何政党领袖上台执政，如果依然无法取得多数议员支持，必然会面对慕尤丁的同样处境。希盟+如果重回政权核心，唯有争取更大的支持，而且必须吸纳共同理念的议员，不然不稳定的政权只会周而复始，国家永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