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朋友传来〈东方名家〉刊载有关“南侨机工”的文章，对“略有涉猎”就谈其主观之言论，有所异议。的确，史学家对任何历史的研究与记录不宜本著激情来处理。一段历史，是否成为史诗，是由其历史本身来说话的，若真的凭历史研究记录者用激情处理成的“史诗”，能经得起时间岁月的荡涤与洗刷吗？过往之事，只所以能成为历史的，是不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而是能沉淀、聚焦、刻下那个年轮的深深记忆。
事发于1939年马来亚的南侨机工，缘何成为近几年新马及大陆历史寻访的热潮，这也是其历史之“悲”所在。我身为南侨机工的后人，和绝大多数南侨机工的后代一样，对父辈的暨往过去，一无所知，知道的只是我那有海外特嫌的家庭出身带给我成长中心灵的阴霾，而历史的亲历者——南侨机工，几乎是缄口不言。这段历史虽被尘封、被淹没，但其历史的记忆未曾风干！陡落历史的尘埃，用脚步、用心去丈量那段历史，南侨机工何其悲壮！
作为南侨机工后人来研讨父辈之历史，更能感到大背景下个人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在“南侨机工之女性记事”中所谈到以南侨机工身份报名回国的几名女性，她们做出了旁人所不及的选择，可歌可泣；而报名成为南侨机工的男性，他们身边女性的命运如何，其中几位，也可一提。
可歌可泣的史实
从怡保回国的机工陈介文，与妻儿告别时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其妻子在马来亚沦陷后，因其丈夫回国抗日惨遭日军杀害；从吉兰丹报名回国的机工李禄泉，瞒著亲人，未曾留下一封家书，离去后再无音讯，至今查到的有关李禄泉最后一次档案记载的时间是1942年8月，而他的母亲自1939年起就日夜盼儿的消息直到几年前白发而终；从新加坡报名回国的机工韩利丰，吻别年轻的娇妻周亚妹，再没返回，他的妻子在南洋一等数十年，成了永远的“留守新娘”；我的父亲陈昭藻，在新加坡报名时39岁，改年龄成32岁，把与他相依为命，年仅十岁未满的女儿达梦托人带回家乡海南，但父亲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与这我的这位大姐相见，现如今生活在海南乡村的大姐对父亲的记忆定格在1939年离别的那瞬间。《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曾对南侨机工的事迹作出报道，其中一句是“几乎每个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最难过的不是父辈们当年的战伤、流浪、饥饿与冤屈，而是在事隔六十多年后，才能够去发掘与讲述他们的故事；更有，永远难过的是父辈们的战友，近一千八百名（而不是之前说的三分之一）牺牲或失踪的南侨机工，至今他们的尸骨在哪里，无人知晓。他们的家人只知道这些华侨青年，是1939年离别南洋回唐山杀日寇的，从此再也回不了南洋！
这几年，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与资料研究后得知，他们大都牺牲在滇缅公路上，以每公里牺牲两名南侨机工为代价，抢运军需，支援中国抗战。其尸骨撒在深深的峡谷中、长路上，没墓、也没有碑！只有尘封在云南省档案馆里的名字和照片。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南侨机工们准备返回南洋时，为自己同路而来却不能归的华侨兄弟们修建一座小小的纪念碑。碑文写著：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碑的被面落款：全体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敬立。而这碑，在中国的“极左”时期也难逃一劫。
不管是复员回去还是留在国内的绝大多数南侨机工在有生之年无任何自豪感，默默无闻，无人提及。这段历史曾被有意无意的淡忘、扭曲，甚至被刻意的抹灭，但忘却得了吗！现今寻访南侨机工历史之所以热潮，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找寻记忆，即找寻历史文化的连接。
正视中国的抗战史，南侨机工功勋卓著，名垂史册的南侨机工，其回国抗日史，不是史诗，胜似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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