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纳吉出席董总的团拜虽然没有送大礼，但他的到来是值得重视的，毕竟他已邀约董总代表在春节过后商议华教课题，因此我们期待他给华教带来好消息。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回顾华教的辛酸路，不难发现在今时今日即使华教仍充满挑战，但也不再是危机重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呈现曙光的。比如对统考的争取受承认已不再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华教的课题最初是由马华与董教总牵头的，而后因政治立场的迥异，才又分道扬镳乃至有时是针锋相对的。即使今日的董总强调它是“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但无可否认，华教的课题从一开始后就与政治挂钩，而且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求取生存。
例如在1953年的时候是林连玉促成马华公会与董总和教总成立“三大机构”（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以便反对英殖民政府的1952年教育法令（以巴恩报告书为蓝本）。
较后英方不愿意让步，且在1954年推出教育白皮书，有意压制华文教育，因而有了1955年董教总代表与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会谈的历史性大事。虽然当时东姑尚未就任首相，只是联盟的主席，但他基本上是有相当的把握在换取林连玉支持联盟执政下，允应重新检讨教育法令。
当时董教总将整个希望押在联盟的身上，而在这个过程中，董教总与马华组成的“三大机构”也发挥了作用，更在1955年普选（6月）后加强合作，因为联盟已大胜，组成自治邦政府。
就这样，一个以时任教育部长敦拉萨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成立了，以兑现对董教总的承诺。这个委员会共有15人组成，华人方面有5人，他们是朱运兴（副教长）、吴志渊、林苍祐、梁长龄及李天兴。
这份在后来被命名为“拉萨教育报告书”也在1956年发表。在取消“最后目标”的词句后被华社接纳。所谓的“最后目标”的词句是这样的：
“本邦教育政策之最后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语为主要之教学媒介”。
无疑的，这是董教总较为满意的一份教育政策（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但自此之后的教育报告书似乎不是董教总所接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林连玉对1957年的教育法令没有太大的异议，但钟灵中学的改制（1956年）成为国民型中学则被林连玉视为华校变质的开端而给予反对。继后学潮在全马各地蔓延开来，遂使到林连玉更加重视“三大机构”的功能。
可惜的是，当1959年林苍祐（时任马华总会长）被排斥不再成为1959年大选候选人后，整个“三大机构”陷入低潮乃至冬眠状态。林连玉因为挺林苍祐而不惜与马华新当权派（陈修信）关系冷淡。
董总介入政党政治
这就是说，董教总与马华的关系有了转变。来到1960年“达立教育报告书”发表时，更是呈现董教总与政府关系的恶化。林连玉一马当先反对改制华文中学的同时，也与马华的梁宇皋开展硬战，轰动整个华社。
较后林连玉痛失公民权和教师证，董教总与政府的关系破裂乃至对抗。这之后的1962年，总共有55间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不改制保持独立中学，华校的分化尤为明显。
1968年，董总坚持要办“独大”，但不被马华看好，陈修信更抢先一步成立“拉曼学院”，进一步扩大它与董教总的裂痕。
正因为华文报指陈修信说了一句话“办独大犹如铁树开花”，使到马华形象一落千丈（后来陈修信否认他有这样说，只是报界错误引述，但已太迟，伤害也已造成，难以弥补），在1969年大选中遭遇重挫，只13人当选国会议员（总共参选33席）。
虽然马华后来有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又重回内阁，但马华与董教总的关系已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
在这种情况下，董总决定自行上路，不再与马华纠缠不清。1975年统考的实施和80年代初期打一场独大官司，显示了它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微妙。
这种微妙也发生在1982年大选前，那时独大官司已失败，前首相马哈迪开始登台。他正需要改变政府对华校刻板与苛刻的印象，也就有了董总主动提出参政的建议被马哈迪重视与接受。
董教总的立场转向与政府靠近，但不是选择马华作为桥梁而是选择民政党直达马哈迪办公室。也就有了许子根与郭洙镇等人被当成董教总的“女儿”嫁给了民政党，希望通过他们“打进国阵，纠正国阵”。那个时候，董教总又回到过去介入政党政治的立场，但也因此得罪了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
直到80年代末期，董教总发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行不通，更遑论“三结合”（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合作）会发生效用。在此情形下，董教总接受策略的错误；尤其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华教领袖，如林晃升和沈慕羽和全面压下董教总抗议教育部派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进入华校的行动后，董总的林晃升又再思及用另外一种战略来强化董教总的政治地位。
于是在1990年时，林晃升以个人名义号召一批华校精英分子参加了民主行动党，从执政党转向反对党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在当时，林晃升等人义无反顾地把董总带进政党政治当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过林晃升所期望的两线制并没有在1990年大选后出现，反而在18年后的2008年才催生“两线制”，这固然是林晃升意想不到的，但这不意味董总不再介入政治，而是在1999年大选后，郭全强领导了一场诉求运动，将华团的备忘录呈现给执政党和反对党，考验它们对华校的支持和诚恳。
由于时间紧迫，各政党都先后接纳备忘录，只是在大选过后，马哈迪首相开展了“秋后算账”使到董总的领导权威被迫收回一些字句。
郭全强也在较后退出董总领导。当来到叶新田时代时（2005年起），他面对的问题并没有如同前任者的艰辛，但因为问题胶著，如关丹独中的开办模式，如要求增办独中，如要求承认统考，要求政府修改教育大蓝图等等，都是可以商议的大事，门也没有完全关上。
就此而言，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也许会在不久能向纳吉争取到一些的成果，若是华教因而有了保障，又有明文规定制度化拨款，则不啻是华校曙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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