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分子罗希妮发起的“禁止缺席国会”（Dilarang Ponteng Parlimen）运动，上周六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大钟楼前，于烈日与骤雨之间坚持进行。这场看似一纸请愿的活动，其实是一面照妖镜，把我国代议民主长期被忽视的制度裂缝照得清清楚楚。
“我的国会”（MyParliament）平台所揭示的出席记录，足以令人汗颜。部分重量级政治人物，如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以及副首相阿末扎希的出席率敬陪末座，几近隐形。诚然，内阁成员公务繁重，或许他们分身乏术，但对一名领取公帑、肩负民意的国会议员而言，长期缺席议事厅，象征缺乏最基本的工作纪律，也显现出对选民托付的轻慢态度，更可视为一种制度性的失责。
老实说，这种缺席文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几个月前，一项把首相任期限制为10年的宪法修正案，仅以区区两票之差未能达到148票的门槛而告吹。当时共有32名国会议员缺席，其中包括8名执政阵营后座议员。换言之，议员的缺席足以左右国家制度的走向！
问题的根源在于公众对民意代表角色的错置。许多选民习惯将国会议员视为高级市议员，凡是沟渠阻塞、路灯损坏，皆一股脑儿投向他们求助。然而，地方基础设施原本属于地方政府权限。国会议员的本职，在于立法、审议政策与监督行政权。如果角色错位不纠正，议员自然疲于奔命于基层琐务，议事厅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场域。
更关键的是，民主政治的效率，从来不在社交媒体的声量，而在国会或州议会内的发言权。网络可以制造舆论，却不能形成法律；情绪可以放大不满，却无法转化为政策。唯有进入国会或州议会，在既定程序中发言、辩论、表决，人民的声音才能转换成具有约束力与被执行的法律。
因此，当史里肯邦安州议员王诗棋将具争议的养猪课题带入州议会辩论时，她所做的不止是发声，而是将民间关切转化为正式议事记录，使之进入政策博弈的核心。这正是代议士应有的专业示范。尤其在当今议会全面直播的环境下，议员的出席、发言与表现，皆暴露在公共监督之下，完全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躲藏空间。
罗希妮的请愿诉求，直截了当却切中要害：缩短议席因缺席而悬空的时限，并对长期缺席者实施扣薪等纪律处分。既然薪资与津贴源自纳税人，那么履职就不应有弹性空间。普通劳动者旷工数日直接面对解雇风险，为何人民代议士却能以制度漏洞为庇护，长时间合法缺席议会厅？如果这基本公平都无法确立，民主的正当性将间接被侵蚀。
然而，单单靠惩戒机制的硬约束，仍不足以全面提升议会素质。所以一些设计上的软支撑，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朝野选区拨款必须制度化、透明化与均等化。资源分配如果长期失衡，反对党议员将被迫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争取资金与处理民生杂务，而无暇深耕政策。这将削弱议会监督功能，也扭曲了代议士的角色定位。只有有确保基本资源对等，议员才能把时间与注意力，重新放回立法与审议本业。
支援体系
第二，我们必须建立专业化的议员研究支援体系。议会辩论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是来自能力结构的缺口。一些议员或许就是简单的缺乏分析数据能力或政策纵深实力。如果每位议员都能配备具备政策研究能力的助理团队，协助其梳理法案脉络、进行跨国比较与影响评估，议事厅内的论辩，自然会从情绪宣泄，升级为理性博弈。当然，前提依然是议员本身愿意投入学习与准备；否则，再完善的团队，也难以弥补个人专业的空洞。
一个称职的代议士，应当在两个场域之间取得平衡：在基层，听得见民生的温度；在议事厅，说得出政策与法案条文的深度。前者赋予其正当性，后者决定其有效性，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请愿书上，一名冰淇淋小贩的留言最具穿透力：“我旷工会被开除，他们凭什么？”这是一记直指核心的拷问。
选票，终究握在人民手中。下一次走入投票站，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谁的声音最大，谁最擅长制造对立，而是谁愿意长期坐在议事厅里，为每一条法案逐字推敲，为国家方向负起责任。否则，当缺席成为常态，问责沦为空谈，那么我们的国会，恐怕只会继续滑向一个荒谬的境地，那就是一群领著高薪，却不必打卡的高收入失踪人口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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