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谈论诈骗时，常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境外集团或跨国操盘。这种看法有心理安慰的作用，因为只要犯罪者在国境以外，风险仿佛也随之被隔离。然而，近期一再曝光的案例却不断提醒我们诈骗活动并不总是来自远方，它往往就在我们身处的城市里运作，借用我们熟悉的空间与日常路径完成犯罪。
其实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自2024年9月1日起，已经正式实施强制禁令，全面禁止手机短讯（SMS）附带点击链接、索取个人资料或要求回拨电话号码。从公共政策角度看，这是一项清晰而必要的制度性干预，目的在于从源头切断诈骗最常见、也最具规模效应的传播方式。但政策推出后，公众仍然偶尔收到附带链接的可疑短讯。这种现象很容易被解读为执行不力，甚至被视为制度失效的证据。然而，这样的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也就是并不是所有诈骗行为，都是在制度框架内发生的。
诈骗集团使用的虚假基地收发站（fake BTS），本质上是一种绕过现有制度的技术工具。它假冒合法手机讯号塔，诱使手机误以为自己连接的是正规电讯网络，然后避开电讯公司既有的技术防线。换言之，这是犯罪行为刻意脱离制度运作。
真正需要提高警觉的，不只是那一套技术本身，而是它所制造出来的规模效应。假BTS覆盖范围广、传送迅速，在一定半径内，几乎可以在瞬间向大量手机发送讯息。这就是为什么人流密集、讯号交错的地点，比如旅游景区、购物商场，甚至出入境关卡一带往往成为诈骗集团的热点区域。在那里，他们一次出手，便可同时触及数百名潜在受害者。
当风险可以被如此批量复制，诈骗便不再是个别人的不幸，而是一种具有扩散力的系统性威胁。一旦有人误点链接，个人资料可能在短短数秒内被窃取，银行账户权限被转移，多年辛苦累积的储蓄瞬间化为乌有。只要有一人跌入陷阱，诈骗分子便已满载而归；正因如此，这种作案手法才得以反复出现、屡试不爽。更深远的损害，在于公众对数码环境乃至公共制度的信任，被一点一滴地消磨。
近期，MCMC接连展开多次执法行动。今年一月，云顶高原的行动成功捣毁一宗假BTS运作；二月初，柔佛新山靠近关卡一带，再有嫌犯落网；而在2025年9月，类似案件亦曾曝光。这些案例是同一类犯罪模式在不同地点的重复出现。
这些执法行动需要时间，是因为其前期必须依赖情报分析、技术侦测与跨机构协调。一旦条件成熟，当局往往能够精准出击，当场人赃并获。
而正是在那一刻，一个社会最不愿承认的事实也随之浮现：这些犯罪者并非遥控本地社会的遥远黑影，而是活跃在我们日常生活半径之内。他们或许与你我擦肩而过，却把他人的血汗钱当作牟利工具。退休人士多年累积的储蓄、家庭为应急所预留的积蓄、普通劳动者日复一日换来的收入，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从治理角度而言，这是直接影响社会安全感与经济信心的公共风险。
涉案嫌犯接下来将进入司法程序。若罪名成立，面对的将是高额罚款、监禁，或两者兼施。这是法律应有的回应，也是对社会的基本交代。然而，执法终究只能在事后补救；若要构筑更稳固的防线，仍需更多环节共同发挥作用。
在这类案件中，公众举报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许多关键情报，正是来自看似零散却持续累积的投诉与线索。没有足够的数据输入，风险热点难以被识别，执法行动也难以及时展开。因此，若公众接获疑似诈骗讯息，尤其是附带链接的短讯，应主动向MCMC投诉。举报不仅有助于即时调查，也为后续的数据分析与政策优化提供基础，让防范机制得以不断修正与强化。相关投诉可通过MCMC的Aduan Portal提交（https://aduan.mcmc.gov.my）。
在网络高度渗透生活的时代，诈骗早已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悄然嵌入日常空间的一种风险形态。它潜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讯号之中，也考验著社会对安全与信任的理解深度。要降低这种风险，制度设计、执法能力与公众参与之间，必须形成持续而有效的互动。能否在看不见的威胁中保持警觉，并作出及时回应，最终衡量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治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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