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党国民主’与三代海外华人的进与退〉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稿（“九十年来家国：1919‧1949‧2009”），由林宏志先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整理而成。
王赓武认为，“党国民主”指的是国家虽然拥有迈向民主的目标和理想，但却是个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国力稳定或强盛与否，仍得依靠政党来集中权力完成。至于“进”与“退”两个概念，前者倾向于狂热，热心支持中国的发展方向与新制度；后者则较倾向冷静观察思考，态度上多少有些疑虑，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制度等都需细心斟酌。
海外华人非统一个体
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并非统一的个体，反倒会因为国籍、社会与环境等不同，而对中国抱持回异的态度。但就整体而言，普遍希望中国强大的群体仍占大多数。
以第一代南洋华侨为例，他们大多以国家重新统一为目标，唯一需求是希望中国快速复兴，避免被外来列强欺侮，同时重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也能得到较好的待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国未来要如何发展、采取什么制度、实施什么策略等各项大事都没有清楚的认知。他们的真正理想，只是希望汉人的中国能恢复几千年以来所享有的威信，让中国再度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国家。
第二代华人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段超越中国国界的反帝国主义时期。这时候的南洋各地、各族群、各区域都各自拥有其民族主义新领袖。这些领袖不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争取独立自主。因此，华人也在去留抉择间面对重大挑战。
王赓武进一步指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50年代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公布的新政策以后，华人身份认同开始转变，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鲜明例子之一。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以华人为多数，且以民主方式所选出的政权在历史上不仅从所未有，更关键的是，这独立政府还对外公开表示：不反对大陆的共产中国，也不支持渡海到台湾扎根的中国国民党。
华人社会灵活性高
王赓武指出当时的政治抉择较现在来得简单：光谱上共产主义在一边，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则在另一边。而新加坡既不选择共产主义，也不选择民主主义的道路；唯一可走的建国大路反倒是变相且折衷的资本主义，或可称为“混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他说道，新加坡的建国经验是海外华人唯一掌权的机会，它的成败依靠当地领导阶级投机又迅速地适应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
从另个角度来看，这也表示著华人社会所具备的灵活性，证明他们对中国政治选择有相当的了解：既不偏于大陆的激进共产理想，也不沦于狭义的民族主义，而是借鉴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吸取两岸经验而寻找自己所需要走的道路。
年轻华人处于三岔口
至于最近三十年的第三代海外华人又有所不同。他们看到的是一些不可想像的巨大变化：例如中国大陆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迅速发展、台湾从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成进步国家，而且还开放党禁和报禁而迅速民主化。面对海峡两岸的情势转变，他们面临了不同抉择：一方面大陆的党国政权似乎渐有进步，另方面台湾的民主制度也很快趋于成熟。到底是经济发展成功重要，还是要以百姓的权利优先重要？
不少年轻华人都感到他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三岔口。与此同时，他们面对党国政权的性质也在逐渐改变。各处市民对民主的定义和观点不仅抱持不同的看法，而且对中国未来也有著不同期待。如果有机会让他们选择的话，最理想的情况可能是要中国既强盛又民主；比较实际的是，希望中国强盛后才讲民主；更务实一点的是，只要中国强盛，有没有民主制度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或许有信心，认为民主发展是迟早的趋势，但现今不必过度紧张和强求。
回顾二十世纪，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面对不同情势的发展反应不太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人在海外，对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也非常有限——如果不是过分地加以理想化中国，就是过分地妖魔化中国。即使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难免如此，他们只靠著书本传递的内容和分析，进而摸索部分且片面的景象。
因此，无论他们在境外劝说也好，批判也好，或许也可以当做是另一种“爱中华”的心态表现。然而透过三代海外华人的认识和经验证明，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和领导阶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痛苦，换言之，唯有身在中国国内挣扎的国民才能决定中华文明未来的命运。
但真正关键的是，随著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人也具备高度的自信心，并籍由国家兴盛而不让外国人欺侮中国。在面对这种富强而来的现代民族主义，也较难控制的现代民族主义，中国领导阶层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处理这种过激的热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按：所谓“三代海外华人”的时间大致分划如下：第一代，多活跃于民国成立前后最初三十年间，多在光绪年间出生（1910-1940）；第二代，多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多在辛亥革命后出生（1940-1970）；第三代，多活跃于改革开放，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