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走过了两个极端。过去60多年，国阵长期执政，形成近乎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政治稳定，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优势。政策能够长期规划，行政体系运作顺畅，投资者有信心，社会发展有方向。
但是，长期执政也带来了另一面。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逐渐弱化，一马公司（1MDB）丑闻、官僚文化僵化、朋党勾结等丑闻一一浮现。许多问题长期累积，最终引发人民对改革的强烈渴望。
2018年，全国人民用选票创造历史，希盟首次成功攻破国阵堡垒，完成我国首次政党轮替。
当时许多人以为，马来西亚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可是现实却比想像复杂。
国阵时代结束了，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新执政集团，而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政治生态。
今天的马来西亚，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单独取得绝对优势。希盟赢不完，巫统输不完，国盟也无法独自组成政府。结果，就是大家必须合作。
合作原本是民主政治的常态，但问题在于，合作的各方并不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更不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
他们今天能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不代表明天不会翻桌。表面上大家高喊团结与合作，实际上每一个政党都在计算自己的政治利益，因为没有任何政党甘愿永远当配角。
每个政党都希望壮大自己，每个领袖都希望成为主导者。
于是我们看到，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联合与猜疑同时发生。一边是内阁里的伙伴，一边却是选举中的对手。
今天可以一起执政，明天却互相攻击。今天共同宣布政策，明天又各自向支持者解释为何自己才是真正的功臣。
这样的政治现实，让许多改革政策推进缓慢，也让国家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许多原本应该专注经济发展的时间，被消耗在政治角力之中。许多原本能够大胆推动的改革，因为顾及联盟伙伴而被迫妥协。许多原本可以一次到位的政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这就是碎片化政治最大的代价。
在昌明政府的框架里，人人都有机会发声，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承担全部责任；人人都在监督别人，却没有人敢承担失败的风险。
于是最容易发生的现象，就是政治炒作。制造课题比解决课题容易，煽动情绪比解释政策容易，挑起种族矛盾比推动改革更容易获得掌声。
当经济、教育、人才流失、产业升级等国家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时，某些政客选择走最简单的道路——利用种族、宗教与身份认同制造对立。
因为愤怒最容易动员选票，恐惧最容易凝聚支持，仇恨最容易传播。
一切是火箭问题？
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民主行动党往往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
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政策，无论推动什么改革，无论取得什么成果，最终总有人会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行动党。
许多人不看政策内容，不看实际成效，不看经济数据。他们只看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只听政治人物的情绪动员，只相信不断重复的种族叙事。
结果是，执政成绩被忽略，情绪政治却不断被放大。
当然，希盟并不完美，它有不足，它有无法兑现的承诺，也有执行不力的地方。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希盟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理念施政的政府。
它必须顾及团结政府内部不同政党的立场，必须平衡各方利益，必须不断协商与妥协。
因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希盟拥有单独执政的绝对多数席位，它是否还能以“联盟伙伴反对”为理由，解释改革停滞？
如果它真正拥有完整执政权，它是否能够更快速推动制度改革？是否能够更大胆落实经济转型？是否能够更有效执行反贪与治理改革？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但至少，人民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验证答案。
过去60多年，我们尝试过国阵模式。
2018年以后，我们又经历了政党轮替、后门政府、政变换相，以及碎片化政治带来的不稳定。
至于国盟，许多选民依然抱持观望态度，不愿贸然把国家未来完全交到他们手上。
明确授权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与其让每届大选都出现悬峙国会，让政党不断讨价还价、拉拢结盟，不如让人民以更明确的授权，决定谁来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支持希盟，就让它赢得足够席位；如果反对希盟，也让反对阵营赢得足够席位。
最怕的是没有人真正赢，却要大家一起执政；没有人真正负责，却要大家共同承担后果。
民主最重要的，不只是制衡，更需要明确的授权与责任。
因为唯有获得完整授权的政府，人民才能在下一届选举中清楚判断：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如果做得好，就继续支持；如果做不好，就用选票换掉。这样，才是民主政治最直接、最公平的问责机制。
或许，马来西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过去我们害怕一党独大，于是选择分散权力。如今我们却发现，过度碎片化的政治，同样可能让国家陷入长期内耗。问题不在于谁掌权，而在于谁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既然如此，不妨给人民真正相信的政党一次完整执政的机会。
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让他们承担全部成败。然后，再由人民用选票作出最终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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