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上陈芳明老师讲授的“台湾文学史”，听到日治时期台湾作家的境遇时，往往能激起满腔愤慨，或悲伤得热泪盈眶。在那悲怆的年代，面对日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台湾作家如赖和、杨逵等人，仍不断书写以揭露日治时期台湾人的苦难、民族的不平、生活的艰难。他们不畏打压、恐吓，坚持使事实得以被当时与后世的人看见——我站在这一头回望，他们巨大的身影，真正抵抗住恐怖集权与时间的洪流，一直存活至今。
那是艺术的诠释权与创作平台被垄断的年代。是早早的二、三○年代。
其后，我自行阅读陈老师的《台湾新文学史》，并发现，无论日治或戒严时期，最让集权政府感到头疼的，便是文学与艺术。政府们用尽心思，制定出版政策、组织官方文学集团、收编反对作家，为的是想让这些坚持创作的人噤声——只因文艺创作的自由，总是让事实摊晒在日光之下，让当权者难以直视，害怕“扰动”民心。
这样的心态，套用在新山政府上，一点也不夸张。当尔纳斯在新山墙上留下壁画，“捕捉”了长期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黑暗现实，间而引起民众共鸣时，政府如坐针毡，不得不下台来“指导”什么是“艺术”，什么该画，什么不应该。
新山市长依斯迈卡林表示：该壁画是一个没有反映马来西亚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广告”，同时具有嘲笑与恶意，因此，应该被禁止展示——艺术和广告，他傻傻分不清楚。
柔州行政议员郑修强说：有才华的人应该用在对的地方，而不是呈现负面形象——言下之意，他认为艺术应该竭尽呈现“美”，而非揭露黑暗。可他忽略了，长久之间，有一批为自由与真理奋斗的艺术家，正是以呈现现实的“黑暗”来为无力的民众发声。毕卡索的《格尔尼卡》、赖和的《南国哀歌》、艾未未的诸多创作，或如时下流行歌手五月天、谢和弦，许许多多，数之不尽。
我为他们言论的浅薄与刻板感到可笑与遗憾。而他们的言论，以及后续的清除动作，只能突显在这座城市里，艺术的创作、观看，以及诠释空间，是被蛮横、愚蠢所垄断的。
我偶然在2012年9月的《经济学人》读到一篇报导：美国一座叫Corvallis的小城出现一幅30米长、3米高的壁画。壁画以鲜明强烈的方式支持台湾与西藏争取独立，并控诉中国政府的高压与无情政策。画中，西藏喇嘛自焚，或被政府警卫追打的景象，以鲜艳的色彩高挂墙上，让世界得以“阅读”这一块常被遮掩、否认的历史。
壁画出现，中国外交官立刻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希望市政府能看在两国友好邦交的情面上，以大局为重，马上派人清除那幅壁画，以免遭奸邪小人挑衅云云。该市市长JulieManning知悉中国外交官的要求以后，也写了一封回信，“无奈”地表示：“美国宪法保障了每一个人言论以及创作自由的权力，我们知道一个艺术作品并不会让大家都喜欢，但很遗憾的，身为地方政府，我们并没有权力去决定艺术应该如何呈现、作品必须如何欣赏。”
两相阅读，是鲜明、可笑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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