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7日讯)中国经济复苏步伐逊预期,有学者提出派钱促消费。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周三发表专题文章,指此举成本太大,不仅形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且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意愿等也制约其效果,在中国根本不可行。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文章指出,内需不足成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进一步提升扩大内需效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时,需要厘清8个认知误区,优化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措施。
文章表示,中国的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发展水平等与美国等先进国家有很大不同。假如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642令吉)现金,则需要约1兆4000亿元人民币(9000亿令吉),但这对刺激消费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这不仅形成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意愿也制约其效果,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消费更趋保守,这样势必造成宝贵财政资源的低效使用。
文章提到,在国外这一方式也出现成本过高、效率不佳、浪费严重的诸多问题。从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角度而言,鼓励居民消费,更应著眼于加强社保体系建设,让老百姓有个稳定的预期,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摒弃消费拉动经济认知误区
要摒弃那种靠“单纯投资或消费拉动(主导)”的认知误区,从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总需求的变化,统筹考虑促进投资和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扩大内需战略。
目前存在消费不振的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入手,而不能限制投资。扩大投资,其实也是扩大消费需求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
为扩内需、稳增长,需要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方式,加大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投资,进一步提升投资效果。同时,处理好房住不炒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关系。从中长期基本面看,房地产市场仍然有健康发展的空间,今后需要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规模和增速,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基建投资,不仅以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经济联动效应,有利于稳定经济运行,而且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是一个临时、短期的需求管理工具,而是应贯穿于党的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过程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府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带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在社会投资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出现挤出效应,而且能够产生弥补效应和引致效应。一方面,弥补企业投资不足而形成的需求缺口,保持合理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间接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扩大社会总需求。
从消费视角看,基础设施投资形成未来的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两个方面都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提升扩大消费的效果,一方面要促进居民个人的实际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公共消费,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个人的消费。
虽然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地方债问题广受关注,但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主基调没有变,中国依然具有扩内需的政策空间。从实践层面,通过财政政策和资源优化组合,盘活资产,以及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可以释放一定的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