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知识分子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来自新加坡，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张英豪，在会场梳理和反思自己在新加坡的大学校园和剧场的实践经验后，抛出了一个大哉问。张英豪是南岛成员之一，也是新加坡戏剧盒小志《志异》的编辑。
505后公民运动霎时摔了一跤，整个社会处于低迷，陷入失语状态，未来更模糊遥远了。朝野各政党的心也被扰乱，为了曾离我们很近的改朝换代，成日周旋于各种政治利益的盘算，奔波整顿下一盘棋的将军相士属谁非谁，只为了执政布城，也无暇兼顾崩坏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时候提问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是否切合时宜？这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是谁的问题？
也许更根本的前提是，到底马来西亚有没有“知识分子”、他/她们身在何方？
上周六，由业馀者在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举办《南岛志》新书发布会的一场讲座，题为“从校园到社会：新马青年的知识实践与批判”，分享人包括陈雁妮（《南岛志》主编），张英豪（南岛成员、教育工作者），以及苏颖欣（南岛兼业馀者成员、媒体工作者）。
不同世代知识分子的面貌
翻开16年前，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共10卷的“当代马华文存”。其中，1980至90年代的政治篇，收录“知识分子和华人社会”（柯嘉逊）、“知识分子与学术研究的反省——从争论到建设之路”（祝家华）、“参政论争与思想教育”（陈亚才）等文章，足见“知识分子”曾经是中文公共舆论重要的论争之一。
当天的新书发布会兼讲座，也是主办单位“业馀者”推出筹备多时的小志之日，小志正好也以“知识分子”命名，作为成立一周年以来的成果。
其中收录一篇由曾剑鸣和苏颖欣对谈的“知识青年的出路：对谈知识分子与华社”，大致梳理了自1980年代至今，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角色演变、与华社和华团的关系、参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阐述了他们两人对知识青年的观察和期待。
“1983《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华团联合宣言》、1990年《华团人士为实践“两线制”而集体加入行动党的声明》、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也反映华社和知识分子的思考”，曾剑鸣在该文中提出，早期知识分子倡议独立议政，提倡学术自主，也有者辩论学术到底是为政治还是真理服务。，不过，他认为与权力、时代无涉的学术讨论最终会落为抽象对立的讨论。
曾剑鸣提出，1997年6月发表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我们对马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制高点，而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则是华社与知识分子结合的最后产物。当时，陈允中和黄秀辉曾在“两种知识分子及论述立场”一文中，叩问知识分子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是当权者还是弱势阶层。这个问题至今或许仍在知识分子之间悬而未决。
1998年烈火莫熄、2001年报殇是转捩点，“当时华团参与反抗政党收购南洋报业运动，当评论人认为《星洲日报》介入收购，遂发起全免罢写四家中文媒体时，却鲜有华团认同，日后评论人遭媒体封杀时，华团也碍于星洲集团独大而缄默”（曾剑鸣，2017），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分子与华团划界。
“知识分子和评论人为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专业而创立撰稿人联盟（WAMI），这是知识分子独立结社，不再像以往一样需要依傍华团组织，实践自己的理念”。（曾剑鸣，2017）不过，WAMI后来也不告而终，至于个中原因是否可能为知识分子与公共参与留下什么样的经验反思，仍有待梳理。
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所论争的思考框架，也随著外在政局和社会脉络而有所转变。“华社知识分子早期强调民族革新，其思考框架乃是华社vs国家；后期逐渐引入民主人权，乃至公民社会理论，遂有公民社会vs国家；2000年逐渐有公民vs国家的思路；可是华社知识分子在思考公民社会时，还是以华社、族群等社会主体，忽略社会内部多重关系，阶级、性别等差异”（曾剑鸣，2017）。
2009年华教陆老性骚扰事件、2013年董总领导层危机，都相继宣告华教华团组织与知识分子和年轻世代进一步的划界。于是，有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世代开始走自己的路，自行举办各类团体组织，依循自身的专长和特定的社会关怀，如性别、艺术介入、文化、原住民、环境等，办课程讨论活动等。
尽管年轻世代开拓过去知识分子，以国家（背后连带选举、政党）作为基准的关怀范围，曾剑鸣在文中指出，文化教育平等权的问题始终未决。苏颖欣在该文中也认为，小团体模式可以更加议题取向，以游击式涉略多元议题，但可能因此缺乏长期深刻的议题关怀，组织之间缺乏联结，以致难以撼动国家政策和结构。
唯在文中较少著墨的是，1998年烈火莫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本土大学生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办各种社会大学课程、也办杂志《大专生》、《小辣椒》等，试图松动也继承了一些既有的公共议题和认识框架，烙下那个学运时代的足迹。出社会以后，他们走入非政府组织、华团华教、社会运动、媒体，到后来有的抱著当炮灰的心态加入政党参与大选，结果一路迎来意外的308、505大选。每同一段时期，都有另一批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相继远赴海外如台湾升学，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脉络和氛围，以及以西方美国和台湾本土为主的知识系谱中，追寻和适应著知识与自我/族群/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一边遥望家乡拼凑叙述的语言。
这两种或多种知识和社运青年的社会组成多元复杂，其实也形成了知识/行动实践的种种争议，如“本土/海外”、“贴地/离地”、“行动/理论”何者优先？这些差异多年来形成了进步青年之间的张力，也形塑了他们如何期待彼此，造成他们介入社会的行动与论述有所不同。不过，这部分一直缺乏相关的深刻书写来厘清他们内部的差异，以至于进步青年的面貌似乎一时也说不清。
进步青年反抗体制 华团与年轻世代渐行渐远
在新书推介兼讲座现场，苏颖欣认为，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对自由很多，我们可以上街示威，不受管制，这也和语言分流有关。政府对于马来出版的管制非常严厉，禁书最多的都是马来文出版，华语圈时相对安全得多。
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的差异，她发现马来西亚知识青年与新加坡的不一样。“马来西亚知识青年都不相信体制，相信体制是腐败的，所以有非常多反体制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意识到体制等于权力等于腐败，“这是一般马来西亚青年的想像。他们不相信体制，同时也意味著不相信学术体制。”
她认为，马来西亚知识青年不相信校园，于是不相信在校园内需要做哪些改变，也不相信大学教授可以教予他们关于贴近社会脉络的知识，学生甚至经常发现自己懂得比老师还多，结果却引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他们不屑校园，不要回到校园经营知识，不认为念个硕士博士可以带来什么改变。他们认为社会更精彩，可以创造很多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另外。“我们看到了华团模式的困境，对于许多知识青年来说，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苏颖欣指认，华团强调跨种族、跨族群的交流，却并未深刻指出问题的根源，以至于这种跨族群交流开始有些陈腔滥调。
“最讽刺的是，那个时候谈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当掌握了某些权力之后，现在却成为了我们所鄙视的那种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很多华团华教的这些知识分子，都陷入了一个权力之争，在这个漩涡里拔不出来。我们（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我们所仰望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你到底在哪里？马华知识分子到底在哪里？”
苏颖欣中学毕业后，从柔佛痳坡远赴台湾高雄念书，后来到新加坡升学再回马从事媒体工作，这一段迁移流动的经验，让她不断翻找对比马新台三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实践经验，藉以寻找在社会的自我定位。
那也是另外两位同台分享人在知识与社会之间所寻找的主旨。如陈雁妮试图透过有社会意识的文本编辑和出版工作，以及张英豪透过剧场作为介入社会与公众对话的媒介，也反映了当下的知识青年透过知识实践来表达社会关照的众多方法之一。
新国大学高度（去）政治化 知识捆绑在校园内部
新加坡拥有顶尖的大学，如2011年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大学成立联合大学学院，新加坡大学给予教授的薪资待遇也是亚洲区域数一数二，吸引美国澳洲等地优秀或知名学者驻校，大学校园的学术风气也颇具自由批判，却出现知识捆绑在校园的问题，以致学术知识无法与大众和社会脉动产生联结。
《南岛志》顾问魏月萍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软性权威的国家，无论是公私领域，都同样出现高度政治化和高度去政治化的现象。她是《南岛志》的顾问，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任职，在新书推介和讲座的观众发问时如此分析。
她说，尽管高度政治化和高度去政治化看起来是相斥矛盾的事物，却在新加坡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即使是强调学术自由自主的大学校园，也同样出现这个现象。大学的研究项目和升等制度，需符合大学追求的方针；而大学的方针则以国家议程为前提，追求国际化、城市化的目标，于是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制。
另一方面，大学内部的学术讨论看似开放自主，其实是一个有边界的批判独立。她提出，国家是大学存在的制定者兼管控者，大学学术内容为了不违反国家议程，而倾向于将知识捆绑在校园内，学者或学校偏向制度化、职业化和技术化，所以具批判反思的讨论也仅止于校园内部，与社会无涉。
魏月萍进一步说明，如此一来，学术必然要与社会分离。她端倪自己身处的中文系并反思：“如果，中文系作为一个人文知识生产领域，那么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责中文系的老师，以追求人文或文化传承为天职。在我们的构想中，大学教授是可以解释分析（社会），甚至更重要是可以作为一个批判和监督政府、解释社会的角色。”
但是，时下的大学教授却认为学术应与政治分离，将学术工作去政治化。
苏颖欣以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星国恋”纪录片为例，说明大学校园与社会之间的断裂。这部讲述9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的纪录片，可以在校园内部播映作为学术讨论。当学生和老师可以在校园内大肆讨论影片的种种时，新加坡政府却禁止它在新加坡公开播映。
魏月萍指出，根据对于新加坡大学生来说，“社会关怀意味著环保、慈善、养老院，但是作为大学生要如何用知识跟社会联结，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想像和经验。”这是过去长期以来新加坡教育制度所养成的产物，有其社会结构和条件使然。
《南岛志》大概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历史脉络和教育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它是由一群有志青年组成，收录了他们过去在2011年至2013期间办十场讲座的文字记录，包括黄明志现象、马共研究与田野反思、咖啡山、马来西亚权威政治、新加坡1950年代历史记忆和乡村面貌等，无不围绕在马新一带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记忆的主旨。
它的出现，也许对马来西亚而言，不过是办办讲座、腾稿出版而已，但是对于南岛成员而言，在新加坡这种知识捆绑校园的氛围下，有其积极示范和实验的意义。
“《南岛志》或南岛所关心的议题其实有脉络可寻，在新加坡经历1950年代学生运动、1960年代冷藏行动、1970年代光谱行动各种压迫以后”，魏月萍试著梳理《南岛志》一群师生所欲塑造的知识与实践的想像，“所以我们讨论中国司机罢工、同志多元成家，邀请文化人、画家、电影人等不同领域的人来主讲，而不是名家大学者，希望可以让边缘议题通过知识关怀的方式展现出来。”
后308知识青年寻找发声位置：看到可能，也看到局限
苏颖欣回应同场分享人张英豪的问题，如此说道：“英豪问我，马来西亚知识分子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那个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正在思考的是，每一个人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发声。（当）你看到自己的位置，你不只是看到自己的可能，（同时）也看见了自己的局限。”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比如说在体制外办论坛出版杂志，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个够深刻的问题来批判和解决？这个“解决问题”并不是指那种“我们要不要和马哈迪合作”的问题。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要回到知识思想上去处理知识的问题。”
“我觉得蛮迫切的问题是要重新建立大家对知识分子的信心，相信知识是一种可以改变社会的力量。很多人不相信知识分子可以做些什么，你只是坐在那里讲讲讲，然后叻然后叻，到底要怎么样。知识运动是很缓慢的，不能立竿见影。知识分子最后还是要回到为自己负责，你有没有对内心诚实，有没有达成你内心的真正自由。”
在时间短促的讲座和版位有限的小志中，若要完整处理过去数十年马新知识分子的处境著实困难。
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仍有许多，例如，知识分子要如何避免成为另一种权力的建制，与公众的距离始终不变？知识分子要如何理解知识分子自身，包括他与社会、公众、国家、媒体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内部差异成因为何，是策略差异之争，还是不同学术背景和社会经验，让他们关怀和介入社会的提问从一开始就所不同？他们如何面对这种种差异，这些差异又如何丰富或阻扰了公共领域建设和讨论？
潘永强曾在2003年“大将书行”出版民间评论系列的《华人政治思潮》的首篇序中，提出“华人政治思潮的疲软和凋零，也跟社会论述能力的匮乏大有关系，论述能力的匮乏表现在语言的陈旧和辩论时的粗浅，这跟知识菁英投入不足有关，又跟传统资源和外来思潮严重断层，最终妨碍论述更新和制度开创的种种可能。”
14年过去，此话直到现在似乎仍然有其所可呼应之处，更迫切的问题或许在于，知识分子或自认/自诩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意识到知识分子养成的社会条件和限制为何，以至于知识分子的模样，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