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平等从实质出发
现代性别平等是半个世纪以来争论及争取的权益，特别是在政治和商业决策上，本地女性团体多次公开主张必须保留30%固打予女性。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曾在去年宣布，未来5年内30%的企业决策人必须是女性。
据了解，目前我国财政部属下公司的董事，只有13%是女性。截至前年11月份，在200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7.6%是女董事。而根据我国国家银行的统计，去年4月份，在所有的金融机构中，只有6%是女性董事。
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何玉苓认为，唯有主流化性别平等，实行实质性平等的理念才能真正迈向两性平等的理想。
从商业和政策决策权固然如此，但从公共交通方面设立各种女性专用车厢、女性专座巴士、女性专用德士，这究竟是迈向性别平等的阶段性策略还是阻碍性别平等？
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何玉苓认为，会有上述争议，原因是在于众人在平等的定义有各自的诠释。
“从平等的定义上去看，有三种平等的概念较为盛行，其中有相同性／正规性平等（sameness or formal equality）、差异性／保护性平等（difference or protectionist equality）、修正性／实质性平等（corrective or substantive equality）。”
她表示，差异性／保护性平等认同两性之差异性，不过处理角度却从女性弱点或劣势切入。
“这种平等的想法从生理差异及社会偏见给予男女的‘特定论’，也因为‘保护性”的因素而逐渐透过各种设施或方法‘隔离’两性，以致女性失去选择与应变危机机会与权力，某种程度来说，是权益侵犯的表现。”
何玉苓指，差异性／保护性平等的问题在于此手法虽认同两性差异性，不过它如何处理两性差异却具争论。
女性处于被支配体制
“这种想法主张女性与男性不相同，认为女性是弱者，服从性强，柔弱需保护。从中加深刻板印象而限制女性潜能。它强调女性的附属性及自然性，认为一切都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
目前是行动方略秘书处专案主任的她说，这种想法可能会为女性带来一些益处，可是它却会使女性止步于某些公认为“不安全”或“不恰当”的领域，而且改善焦点不会集中，以致使女性处于被支配的体制或制度。
早前，我国有女性专用的电动火车车厢，近期，吉兰丹州政府决定兴建一座女性专用体育馆。类似的公共空间的性别隔离政策或许能解决生活上的现实需求，如性骚扰等。但是似乎也因此而继续复制女性对男性的恐惧与排斥，制造了女性作为受害者与柔弱的印象。
相反地，何玉苓表示，修正性／实质性平等才是国人应该持有的观念。
“该平等的原则虽然认同两性之间有差异性的特征，但依然有义务去修正，改善令女性处于不利地位。”
她称，这种想法关注法律上的“实质效果”，而非书面上的“平等对待”文字而已，它确保法律修正不平衡。“两性平等需要明确的定义，定义中需具有包容性、接受差异、无歧视、减少不利地位的元素。”
听众来电：专用车厢有矮化成分
辜先生表示，在争取男女平权的过程中，争取专用车厢等无形中也被矮化，成了众人眼中的弱者，这似乎值得检讨。
“不一定所有领域都是男性居多，某些领域如老师等，女性占得比例较多，男性反而较少。所以是否应该在公司董事的名额保留一定位置给女性？我认为应该以能力作为判断，若有一天女性若能力更胜男性，恐怕这30%的保留不就形成了故步自封吗”
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何玉苓回应说，专用车厢的需求是保护性平等的措施，这一点还存有争议。
“一些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应该留在家里，免受伤害，这明显性别上的隔离，不是我们想追求的实质平等。”
除此之外，听众熊先生则认为，公共空间的专用权课题没必要过度强调是保护女性的举动，政府应该加强更多在教育醒觉上的措施才能对症下药。
“若过度强调类似女性权力的课题，反而会助长部分女性的情绪化举动，于良性沟通没有益处。”
另外，为了让企业界在2016年达致30%女性决策人，料今年杪将有250名女性参与妇女部旗下的“女性董事培训计划”，同时女性董事注册计划也将在本月12日推介，以收录符合董事资格的女性名单。
据了解，目前在公共领域的女性决策人，已从18%增加至今日的33%，当中包括有5名秘书长是女性。
嘉宾开讲：改善制度比争取公假更重要
最近有华团领导人希望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王赛芝能落实将3月8日列为公共假日的建议，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何玉苓认为，必须了解类似的假日是否具备实质的帮助，若节日只是方便吃喝玩乐，倒不如脚踏实地有实质改善女性权力的政策或制度。
拿督王赛芝是在去年“国际三八妇女节100周年庆典暨巾帼奖杰出女性表扬之夜”新闻发布会上扬言，为了肯定妇女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将结合国内妇女组织的力量，透过该部向内阁争取，以将三八妇女节列为公共假期。
她说，有三种衡量方法确保修正／实质式平等成果的方法包括平等机会（equal opportunity），也就是同样的权力起步点。
“其次则是平等近利权（equal access）或者是使用权，这当中不只生理的尊重，还有思维的开放，追求打破传统思维的魔咒，例如两性往往在升学就读科系时，其选择会有刻板印象，如女性不应就读工程系、应该就读教育系等说法。
何玉苓续称，平等成果／利益（equal results／benefits）是第三种衡量方法，注重有同样的起步点，就必须有相应的结果。
“如果一班女生获得升学的权力，有24个人入学却剩下18个人毕业的话，我们就要深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例如在丰收节时，东马部分女性就必须在家做工，不得上学就是明显没有平等结果的表现。”
相同性平等忽略女性需求
妇女行动协会（AWAM）署理主席何玉苓表示，相同性或正规性平等（sameness or formal equality）处理手法，强调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都无视生理性或性别角色之差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两性关系。
“此手法只注重达到‘同样的对待’而非是否达到‘平等的成果’，而且相同性平等的弱点过于形式化，不仅无视女性特别需求（如生理性），还会以男性观点、标准或经验假设女性，可以在男性标准内取得平等机会，使到女性承受社会压力。”
加深男性支配性
除此之外，何玉苓续称，相同性或正规性平等的想法，也加深男性支配性，进一步加剧对女性的负担，没有实质考量一般上女性与男性，非处于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若职场上女和男相同，所以扮演的角色，所担负的责任是否应该一样，这恐怕只有一小撮女性，可能达到男性之标准。”
以监狱狱长为例子，她表示，若该狱长采用相同或正规式平等，他会认为女性不会有任何危险，可在同一环境工作，而女性则需自负任何责任。
“若该名狱长采用差异或保护式平等，女性会被禁止从事不安全领域的工作，久而久之，将加深性别歧视。相反，若该名狱长采用修正或实质式平等，则会检视可能发生的危险，采取适宜保安措施，做好危机处理，确保两性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觉醒课程修正刻板印象
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何玉苓表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念或政策都有其刻板印象，需要修正与落实真正的两性平等。“例如当女性穿著性感时，人们常批评说会招惹强暴、性骚扰等问题，迫使女性穿著端庄、遮掩，不穿短裤或无袖衣。”
她表示，人们也常会认为生儿育女是不可提升女性职场地位的理由，也会浪费培训女性作为领导人的成本。
“其实上述问题都可以透过倡导性别平等、举办觉醒课程改善观念做到。至于育儿的问题，则应该倡导育儿乃夫妻责任，政府应在社区内设立托儿中心以方便夫妻或家人能在职场上发挥其所长。”
此外，何玉苓表示，还有部分现代父母认为现代人性欲旺盛，女孩不可晚间外出或随意交友，但却不修正自身态度，教导孩子有关性的责任。
“政府有时也会刻板认为只需提供房屋或金钱即可解决，但却忘记提供职业技巧上的训练，让单亲母亲的经济独立。”
开讲嘉宾：何玉苓（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
报导：东方日报刘国伟
电台主持人：徐晓薇、邓佩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