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5日讯 ）内阁在10月14日同意废除死刑至今，反对浪潮依旧高涨，周三晚在隆雪华堂举办的“于死亡边缘-废死的争议”讲座座无虚席，在演讲和问答环节时更是火花不断，反对声音大于赞同声音。
讲座会上，废除死刑的争议不断，赞成废死的主讲人，强调废除死刑并不代表没有惩罚，死刑固然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但执行死刑后，无法改变社会的病态，也无法遏制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而认为需保留死刑的主要是认为死刑可以起到阻遏的作用，死刑可以保留，但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强制死刑。
出席的观众也踊跃发问及提出意见，观众表示，若我国面对司法不公的问题，废除死刑可以完全解决问题吗？政府应该要进行司法改革，全面性检讨制度，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同时，民众不解为何政府需如此匆忙，不能再等一年半载？此外，犯罪率大部分来自中下阶层，为何政府不先关注中下阶层的问题，而是匆忙先废死？观众也认为，国家有责任教育人民，让大家真正了解死刑。
然而，也有民众提出另一个看法，如果一条法律条文是没有效益，且有坏处，为什么还要保留？
“于死亡边缘-废死的争议”讲座的主讲人，包括有槟州研究院高级政策分析员林志翰、柔佛州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柔佛亚依淡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和大马佛光山总住持觉诚法师，时评人陈亚才则为主持人。
黄书琪提及其论述，指需要思考的3个问题，包括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宁可杀错也不可放过还是宁可不杀，不可杀错、以及何为正义。
“废除死刑，不是指不惩罚，惩罚是为了恢复社会的信心，每一场罪案的发生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对社会的信心，死刑是我们希望国家为受害者和家属做的事情，让危害我们的人不存在我们的身边。”
“国家曾处决多名死囚，但为什么加害人数还是那么多，杀了罪犯是否就能解决整个结构性问题？显然并没有。”
她表示，死刑是最轻便的解决方案，把犯错的人杀掉，大家会觉得安心，但是问题依旧会出现。死刑可以偿还正义，但正义的定义是什么，正义有没有办法修复整个社会，让社会回到和谐？
“我国1281个死囚内，85%是中下阶层，没有稳定收入及失业，死刑是对穷人最不正义的惩罚，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掉入圈套，甚至出现误判，而有钱人则可以请最好的律师为自己脱罪。”
魏家祥：成立特委会听民意
柔佛亚依淡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认为，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强制死刑，并希望政府成立一个国会特别委员会，多听取民意。
“首相及副首相，与部长说言的不同，是不是有人要引渡某人回来，所以国家不能够有死刑？我不知道，我要政府解释。”
他说，成立国会特别委员会可针对这32项有关死刑的法令进行研究。难道不能有多些时间聆听家属的意见吗？
“根据新海峡时报的民调显示，有82%人反对废死，这不是民意吗？执政党没有清楚的论述，最终目的要的就是废死，我只要求且慢，但事情关键在于政府不愿意聆听，真的不知道动机目的是什么。”
他表示，废除死刑要如何肯定罪案率下降，在审讯过程中，每个嫌犯都必须要有代表律师的陪同，再加上我国设有特赦委员会作为额外保障；当嫌犯被判决死刑时，国家元首会自动收到一份报告，可以决定减刑、赦免或是设立执行死刑的时间地点，上述就是保障措施，透过这个措施，从2007年至2017年，有165个死囚获减刑，只有35个死囚真正被正法，这些措施就足以给予保障。
“死囚的绞刑费用为1900令吉，若无人领尸需支付额外800令吉，共2700令吉，然而终身监禁的囚犯1天需花费38令吉，我国1281个死囚，乘30年共5亿3300万令吉。”
他表示，国阵政府在2010年只是探讨废除死刑，并在2013年寻找国际组织探讨废死，当时从警方和总检察署的角度均为希望可从长计议，因此不能指国阵政府从2010年就开始推动废除死刑。
另外，黄书琪表示，废死是终极大方向，但当中还可以有很多个讨论阶段，在修正刑事法典302条文（谋杀）时，还需定义哪一个杀人的方式是罪大恶极，其他国家的杀人有分等级，但我国没有。
“在讨论要不要废死时，我们很肤浅的讨论个案，没有深入讨论该如何修改法案，更遗憾的是，看到政治人物透过煽动悲情来佐证他的立场。”
“受害者家属的伤痛是杀了一个人也无法弥补伤害，国家可以做的是如何确保下一个不幸不会发生。”
她坦言，一些国会议员同意，可以成立委员会深化讨论，即跳出煽动性的讨论，谈如何让国家的正义回到正轨上。
宗教和教育是防罪案根本
觉诚法师认为，宗教和道德教育是预防罪案的根本。
“我们希望新政府能够从小学的道德公民教育开始，将‘不杀害他人’的思想纳入课程里，以便深植在孩子脑海中。”
“对佛教徒而言，从小学开始就要让他们认识佛教的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吸毒’，守5戒，才是治本的办法。”
她个人认为，新政府在制定政策是否要废除死刑时，必须考虑在司法及警方保证“公平公正”之下，对误杀、自卫杀人、错杀，另作判决，请政府支持各宗教（包括佛教）在小学、公民教育的落实及中学生生命的辅导课程中。
“政府一定要考虑受害者家属的感受，作出公平的裁决，以避免造成民怨或犯罪者轻蔑‘法律’的裁决。”
“对于制毒、贩毒、蓄意强暴、奸杀和残忍杀人，政府要有有效和严惩的对制法典，让人民安心，才不会造就社会不安的恐慌。”
她表示，在新政府未能落实以上政策之前，死刑和终身监禁是同时有存在的必要，希望废死之前，先听听民众的心声，或举行公投及司法界再三深思远虑后，再作决定，让大家心服口服。
林志翰表示，罪案的发生，将经过逮捕、搜证及调查的过程，再进入高庭、上诉庭、最高法院的审讯，这是关乎生命的程序，每个步骤都需显得格外谨慎。
“在这过程中，误判的发生可能性很多，包括警方假装是法官，向嫌犯逼供、或是在审讯过程中涉及贪污贿赂，证人也可能给假口供。还有一个是缺乏专业翻译，过去5年我国很多毒品案件的嫌犯是非国民，在缺乏专业翻译之下，嫌犯该如何为自己辩护？”
“根据调查显示，高庭判决出现27.7%被推翻的案件，在上诉庭则有50%被推翻。”
他提出，杀错人是不正义，那国家杀人是正义吗？犯错者应该接受惩戒，法律上应该是一个适当和对称的惩罚；在人权方面，生命权是基本人权，没有人应该面对残酷和不人道的对待。
对此，魏家祥坦言，他不认同这27.7%误判的定义，这不能被定义为“salah hukum”即把一个无罪的人判成有罪，案件的翻案是体制能够“纠正错误”，因此林志翰所提出的定义不清楚，让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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