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时代变迁,许多老行业都在岁月的洗礼下,一个个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翻开报纸,不难看见为老行业写的挽歌,让这些老行业留下他们曾存在于世上的痕迹。可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报纸和报业,本身也经历了千变万化,这些痕迹,却鲜少为外人所了解。甚至有一些报纸,曾经历一时辉煌,如今却已从历史舞台中黯然退场。
在日新月异的年代,报馆从前是怎么经营的,与现在有什么差别?有哪些部门被淘汰了,又有哪些应势而生?办报又有何乐趣?这一系列从早期华文报重镇槟城说起,更以《星槟日报》做背景的老报人记录中,将为读者一一揭晓。
1910年代开始,中国分裂成共产党及国民党,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华人还有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坊间有钱的一群倾向国民党,劳工阶级则倾向共产党,报纸是各党的宣传工具,办报都是为了中国。
槟城作为全马华人人口最多的州属,也聚集了不少文人的蕞尔小岛,自然成为各报章的“兵家必争之地”。
槟城先有《光华日报》,之后1929年,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创办了《星洲日报》。当时其野心不只是赚钱,而是要雄霸报业,因此把其星系报业从中国拓展到缅甸、新加坡再来到槟城,1939年创办了《星槟日报》。
倾左报导攻占市场
胡文虎开办《星槟》,一来是为了帮虎标万金油设立宣传平台,二来日本与中国开战,想藉《星槟》支持国民党抗战。受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之争影响,海外华人也各自分派,胡文虎想藉《星槟》支持国民党,因此早期的《星槟》是倾向右派的。
要在大时代中生存,不能墨守成规,原本倾向右派的《星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复刊。
复刊后为了生存采取中立倾左的立场,适逢劳工党执政市议会,也因此抓住了读者的口味,获得不少劳工阶级的支持,报份渐渐好起来。
当时的日报各有特色,《马来亚通报》、《新明日报》注重社会新闻,《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以国家大事为主要基础,在怡保发起的《建国日报》未与其他地方报作竞争,稳守怡保市场,因此在槟城,只剩下《星槟》与《光华日报》在竞争,不过,当时《光华》依然走偏右的立场。
70年代后,因为人民开拓了国际观,《星槟》对越战的详细报导,符合小市民心理,让《星槟》的报份蒸蒸日上,5万的报份奠定了其北马老大的地位,独占鳌头,此时,《光华》只能顽强抵抗。
星槟报份多 只是怕内长
国家独立后,华人思想开始转变,70年代后才开始关注什么叫国际新闻。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国人对此事一知半解,《星槟》趁机从国外购入相关的新闻再改头换面,挑起读者的好奇心,也借此展开捐款活动。
筹款活动成功筹得50万令吉,想当年来说是笔可观的数目,经由泰国政府转赠给柬埔寨难民。
谢诗坚说,当年报章新闻并没有分门别类,没有现在那么复杂,而且言论自由也比较宽。他笑言,就算当时写了时任首长敦林苍佑什么新闻,林苍佑不曾多说什么,也不会对付记者,两者保持君子之交。
他记得还有一次,马华内斗,主席李三春派翁诗杰来找他,希望《星槟》能在各大方面给他支持,与署理会长曾永森的斗争上不要偏袒一方。
不过当时的民意70%倾向曾永森,所以报章的版位是跟著民意而定的。
他说,当时报馆只认定内政部长为老板,虽顾及每年要更新的执照,敏感课题如马共或政府痛脚的必须要拿捏分寸,但基于《星槟》报份大,政党方面就无需太卖面子,可以有所发挥。
谢诗坚对《星槟》有一份很浓的感情,就算《星槟》在1986年因债务问题被银行查封停刊,他赌上与友人创办的《联合报》也只能让《星槟》再撑半年,无法让《星槟》起死回生。
攀上了总编辑的位子,他很难再跳槽到其他报,所以《星槟》结业后,他离开了报界闯荡商界。他感概,《星槟》是一份很好的报纸,若当时能卖给珍惜他或办文化事业的人,《星槟》到现在还会很好。
从编辑到社长 谢诗坚摸透报业
说到《星槟》,有一个人绝对不能与其切割关系,就是当年的总编辑拿督谢诗坚。
谢诗坚在1967年加入《星洲日报》当记者,在报界一呆就是25年。
他70年代转入《星槟》当编辑,在《星槟》,谢诗坚当过编辑、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主笔,后期还担任过社长,多重身份让他的报人生涯与《星槟》脱不了关系。
谢诗坚当编辑的时候,编辑分为午班及晚班2个班表,当时还未流行晚报,所以报纸都在晚上9时、10时才开始印刷,若有突发状况,就赶在凌晨1时许改版。
在他记忆中,1975年蒋介石逝世及1976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被捕事件,《星槟》透过关系获得独家消息,取得电讯后马上改版抢新闻,这两件事建立了《星槟》的地位,使得《星槟》在北马的地位日渐稳固。
来到80年代,因为《光华日报》与《星报》的夜报压力,《星槟》开始加入夜报行列。
加入夜报后,有很多东西需要做出调整,版位要增加、编辑班次需要更改,一天要开机印刷4至5轮的报纸。
有时候运气不好买到不好的纸,就会面对“断纸”的头痛事,纸一断,通常一修就是半小时,基本上就可以放弃当天的晚报,因为晚报是分秒必争的,就算迟个5分钟10分钟,民众买了其他报,就不会再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