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就新山前侨领黄羲初在二战日治时期扮演过的角色，曾引发一场是非争论。
争执双方的立场可在字缝中看出端倪，但可能是谨慎起见，他们的论述有点语焉不详，对黄羲初是否当过日军的“汉奸”，并没有明确的交待。本人想就“汉奸”这个议题，说出一点心里话。
大马独立都60多年了，然而很令人震撼的却是我们华社中间，还是有不少人以浓厚的侨民思维看“汉奸”这个问题。侨民思维指的就是这类人依旧抱有非常浓厚的传统“忠君”思想，在潜意识中仍然秉承中华传统的儒家气节文化。他们大部分都通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遗教，也读过文天祥的正气歌，对临死不降异族蒙古人的文天祥，以及明末死守扬州抗清、城破就义的史可法推崇至极。反之，对明末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吴三桂，辱骂不已自不在话下。
环看中国封建历史，“忠臣”和“汉奸”自古不断。在以儒家汉文化为王朝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皇帝要的就是为其忠心耿耿的大儒，把能临死不屈者视为忠节之士，备受推崇。独崇儒术、罢黜百家的汉武帝，对李陵兵败而不自杀却投降了匈奴愤怒不已，结果把怨恨转移到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的司马迁，处于宫刑。具有武士道精神又渗透了儒家忠君思想的近代日本军人，视切腹自杀为向天皇表达忠心而不投降，发挥到淋漓尽致！
中国帝制时代，皇帝和臣民之间基本并没有双向的“忠君”和“护民”关系。皇帝觉得要臣民对皇朝忠心耿耿是臣民的义务，乃天经地义之事，而皇上只管祈天赋予风调雨顺，碰上灾荒，能找个清官赈灾就不错了，天子基本没有对子民的义务。
思想中仍然含有儒家“忠君”意识的某些大马华人，对日军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对华人的残酷暴行，恨之入骨。自然，对与日军合作过的侨领，不表同情、甚至愤恨。试想在当时日治期间，侨领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像陈嘉庚那样，隐姓埋名，低调藏到印尼一小岛，不为世人所知，躲过日军一劫。另一条路就是接受日军的招抚，与日军合作。相信新加坡的林文庆和新山的黄羲初为了自保，毫无选择的逼著自己跟日军合作，换得全家大小平安。
按儒家价值观制定
就这样，“忠臣”和“汉奸”便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而且它的定义还是按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制定的。“汉奸”无论具备何种理由、作何种解释，我们华社的传统人士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标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看侨领在日军的枪口下是否为虎作伥，涂害生灵，或者在能救人的情况下，救出一些人。我倒想趁这个议论机会跟大伙反思一下，顺便提一个历史人物─—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文革大革命（1966-1976），是毛泽东对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走资派”作出的攻击和重新夺权运动。据非官方史料报道，事端起源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与会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中央各部门代表、还有各省市地县的负责人等。会议主要讨论1958年到1961年因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出现的大饥荒各种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中共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却将三年来的大饥荒归纳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的是实话，但不符合中央最高基调。会后毛泽东因大饥荒威信大跌，退居二线，但仍然保留中共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二职，而中央日常事务改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农民自耕地也有所增加，饥荒得到一定缓解。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权力应在刘少奇之下。
七千人大会周恩来也为毛辩解说，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是违反总路线的方针，违反了毛泽东合乎实际的远见才发生的。周恩来的拥毛立场注定了他在文革中的不倒翁，他甚至为了自保而接受了之后对审判刘少奇的小组负责人，刘后来被关押在河南一农村，1969年病逝。
不倒翁的周恩来文革期间曾经救过不少人，但对毛的政敌如刘少奇和林彪，他是不会把命贴上去的。就因为他救过很多人，以及做人彬彬有礼，不为私利，给人印象极佳，赢得了好名声。
新山前侨领黄羲初曾为日本占领军做事，不应简单的看成“汉奸”，而是看他实际上做过什么。黄羲初的后辈子孙更不能要他们承担祖辈做过的事。文化大革命时对儿孙实施的“出身罪”，是中国的封建遗毒，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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