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加上天然资源丰沛，马来半岛历史上一直是移民聚居之地；包括如今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本身也是中国移工/移民的后代。1980年代以后，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兴起，产业转型，马来西亚看似再度经历一次源自周遭国家的移居浪潮，其实不过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波浪。
过去40年，马来西亚的外籍人口急剧增长，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业化政策要把国家发展成先进国，各产业于是需要大量劳工，才因此开放劳力市场，先从印尼接著是孟加拉，尼泊尔和缅甸等国家寻找劳力。
截至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对移工（外劳）只开放六大产业：种植业，建筑业，服务业（含保安工作），农业，制造业以及家务工（即俗称的女佣）。
尽管我国具有超过3 0 年引进移工的历史，劳务移民的管理政策（l a b o u rmigration management）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最初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填补劳动力短缺，属于临时解决方案（interimsolution）。政策框架的特征包括详细的移工入境配额制度以及通过临时大赦来规范移工人数。拘留和驱逐那些未向当局登记的移工等大规模执法行动虽然能取得一时之效，却无法建立明确而永续的移工招聘和管理系统，毕竟这项政策只是为了满足雇主的直接劳动需求，而不是长期解决问题。
无论公共论述或媒体都经常将移工描绘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且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政府通常从控制移民和维护公共安全而不是劳动行政管理的角度制定劳务移民政策。职是之故，内政部被赋予极大的权限, 不但拥有签发工作证以及入境签证的权力，同时也全权负责配额申请事宜；在国阵执政时期，与之相关的仲介公司更往往同内政部有著密切关系。
至于原本应该享有更大权限的人力资源部，资源相当有限，无法履行其劳动监督的职责，特别是在人员配置方面。马来西亚目前仅有不足400名劳动监察员（pemeriksaburuh）负责监测全国40多万个工作场所的状况。尽管该部们不时积极回应移工的具体投诉，却因为人力资源匮缺而无法彻底执行任务，以至劳权侵害的问题有增无减。
执法者侵害劳工人权
人力资源部在劳动监察方面遇到的另一项挑战是距离。例如种植业聘用了将近28万移工，其中来自印尼的占了2/3以上，但工作地点往往在偏远的油棕园，难以触及。
其他主要的移工产业，包括私人住宅内的家务工人，完全不属于监督范围。在缺乏资讯和支援系统的情况下，家务工人即使遭遇劳权甚至人身侵害也投诉无门。
此外，无证移工的人数庞大，他们在面对劳权侵害之时，比有证移工更难诉诸法律或仲裁庭的援助。尤其家务工并不受就业法令保障，因此不能享有最低基本薪金和超时工作津贴；家务工与雇主同住，也衍生了其他问题。
2 0 1 7年，著名非政府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接到一名来自印尼的家务工诺娜的个案。诺娜工作长达五年却从未获得分文，最后反遭解雇，其雇主总共欠了她3万令吉薪金。
当妇女力量把案件带到人力资源部属下的劳工部（Labour Department）时，竟被告知由于诺娜没有合法证件，无法受理，劳工法庭（Labour Court）也裁决其无权审理。此案目前仍在上诉中。但诺娜的个案只是全国涉及移工劳权侵害个案冰山之一角。
其他移工普遍面对的限制包括不能自行组织工会；有权加入马来西亚工会但不能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转换工作的机会极为有限，以及许多雇主妄顾法律，继续扣留工人的护照等等。
因此，相较于香港和台湾，我国的移工群体虽更为庞大，却几乎不可能看到他们组织成为团体，捍卫和争取自身权益。对于无证移工而言，即使周休之时外出也须冒著被拘捕的风险，因此国内各大城镇不时可看到移民局官员或警察在街边随意抽查貌似移工者的证件，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人权侵害。
社会对他们的观感也极为负面。例如国际劳工组织于201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马来西亚受访者表示移工带来犯罪问题，尽管内政部的数据说明涉及移工的罪案比例非常低；同样比例的受访者也认为无证移工不能期望在工作上得到保障，反而是移工成为罪案受害者却不敢举报的案例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 相较于移工刚进入马来西亚劳力市场的1980和1990年代，我国社会如今对移工的存在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较高的意识，也因此催生了例如妇女力量，雪兰莪妇女之友（Persatuan SahabatWanita Selangor）和南北倡议（North SouthInitiative）等民间组织。马来西亚的律师公会也设立了专责监督移工与难民劳权的委员会，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其中一些组织也设有收容所，照顾因雇主虐待或剥削的移工，尤其是女性。
修法保障劳工常受阻
政府方面，从2010年左右也开始意识到国家长期依赖移工所繁衍的劳权侵害问题经常成为国际焦点，目前正多方探讨改革方案，包括修正一系列与劳工相关的法律，例如将移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以期给予本国工人和移工同等保障。可惜这些改革措施必须与雇主联合会和全国职工总会协商讨论，三方意见经常不能一致，于是拖慢了步伐。
无论如何，民众不应该对所谓外劳的存在感到不必要的恐慌，毕竟他们也为马来西亚的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将心比心，当年华人祖先南来也面对许多排斥与歧视，但秉持著“下一代必须过得比这一代体面”的信念，才有今天蓬勃的华人社会。当下的移工群体也必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