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学者，如英籍史德龄、毕麒麟、佛来曼和荷籍施利格等曾到过中国做人类学研究。但更能深入中国民间社会取材的，是日本的学者，如小林、高桥、平山周、酒井忠夫、金屈诚二等。香港中文大学彭伟文，也给予好些日本学者对闽粤社会研究以极高的评价。其中有关流民组社要找神明或神话来凝聚社员一说，很有启发性。
清末的广州，有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寻找工作。这些流民，尤其是边际方言群，不是都能参加地缘或血缘组织的。本地的郑景贵、陈亚力、胡文虎等便属于此例。
茶阳在行政上隶属潮州，但本地的茶阳客家人却不被潮州会馆接受为会员。他们因此就比较倾向于参加语群、行业组织。
行业组织被称为“西家”，相当于现代的职工联合会。原则上它是一种乡党（地、血缘）认同之外的互助自保的结社，以御外侮，却不在于和东家（顾主）对抗。
在内部凝聚力方面，除了行业交流外，会员也拜祭行业保护神，如木匠的鲁班，警卫的关公，航海的妈祖等。
行业如武术馆、镖局等，有以祀奉其流派祖师如张三丰，来凝聚会员。若无特别的神祇好拜，便采用民间家喻户晓的神话和传说。
武馆多被视为帮会
该时闽粤民间广泛流传著的便是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插血为盟的故事，因此，采取义结金兰方式来团结会员的武馆，虽不反清，也多被视为帮会。
一旦顾主或东家之间有行业上的冲突时，甚至源自舞狮舞龙的争执，多会找武林人士来调解。局外人，尤其是治安单位，便把正当合法的公司与帮会联想起来。
把早期马来亚的正当行业公司视为帮会，是有点雾里看花。至于东家们是否也组成秘密会社，还是一个谜。比较合理的诠释是，东家会雇用保全社保护其事业，而那些社员多是武馆的学员。
更复杂的是，若东家要自创附属事业单位，当那单位出了事，主要的事业便被拖累。如佛山的陈胜教头在其鸿盛武馆旗下成立了“螺涌社”（醒狮团），自任社长。内部结构是分开的，但对外出了事，外人就觉得馆与社是一家。
在殖民地的华人会馆，可是继承了原乡的习武风气，设有健身社教导会员国术。能胜任武术社的教练的，莫如逃过清廷通缉而南移的帮会会员。他们不是英，便是雄。地缘会馆应无特殊的入会仪式，但要成为武术馆及醒狮团的要员，却是进入了江湖。江湖义气有异于普通会馆的规矩，背叛之可招来杀身之祸。
回想起1970年代早期做田野时，我所访问过的多名会党份子当中，至少有三名是和武馆或练武有关的；其他的则没问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另外，就记忆所及，在上世纪50-60年代时，好些庙宇举办庆典活动时，武术馆有因增兴而舞狮祝贺的。更有在神诞时上街大游行的。如怡保的斗母宫在每年的九皇爷诞时，巡街时扶摇著笨重又巨大的神座，且保持著它前后左右不停地荡摇晃著的，非孔武有力、训练有素的人，无以胜任。武术馆学员，正是最适合的人选。一路上维持秩序的也是馆中人，他们都穿著印上馆名的汗衫。
变成麻将馆
由于在旧日三州府的人口调查里，广东人被纳入也操广府话的“澳门人”，主要恐是澳门也是过番的口岸。故其在庙宇、会馆、及武术馆的关联上，应相当类似三州府的。
除了引述过马来半岛有关武术馆的零星报导外，在林孝胜所研究的新加坡华人特刊中，尤其是体育文娱团体一栏里，列出了精武、白鹤、太极等12间国术和龙狮馆。耀眼的一间似是源自佛山的鸿盛武馆。
个人此次的田野，由于佛山一程没安排好，考察仅涉及澳门。在那里查考了两间“体育会”，即旧日的武馆，位于澳门的十六浦的旧渡头和十月初五街一带。这两会址目前都已变成老会员的麻将馆。
两间的大厅内皆置放著十八般武器如关刀、三节棍、和红缨枪等。一间的墙壁上挂著一些已发黄的庙堂活动的照片，另一间还在大厅傍边置放著盖上防尘布的人造狮子。
管理员说，在屋旁和屋后，过去曾是一个大练武场。它们都建立于清朝道光年代。前一间在2003年重修过，还用“天运”纪年。在过去，学者多把“天运”作为天地会纪年专用。
此次的澳门行脚也到过两间庙堂去观察，那是十六浦的康真君庙（1860建），和大潭山附近的天后宫（1785建)。它们内部都还置放著已生了銹和被烟火熏焦的十八般武器，多少示意该处曾是练武场。
一般上警察是不干涉庙堂活动的，借庙宇的道场作为练武场，也好让武术馆存放武器。在早期的马来亚，情况也应很相似。
若如饶宗颐所说，在议事功能上庙堂是会馆的前身，哪它们和武馆的关联是可以了解的。早期落难义士和它们的关联，更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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