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人喜欢写回忆录的人来说，记忆总是囿于一个固定的场域。对于萧红，那是呼兰河和河边的村子；对于张爱玲，那是上海某个有个可以看到乱世落日的阳台的西式公寓；对于我，则是暨南大学曾经的明湖苑十九栋，一座绿色的两层小楼。当回到记忆中大那个场域，自身也不由变回到那个时代那个经历中的自己。在明湖苑十九栋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如今这栋小楼早已被高层公寓所取代。但它和故去的人一样，时常在梦中出现。
1987年，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家庭一样，观看电视剧《红楼梦》成为了我们家的主要休闲节目。阿公说，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的原型，就是以前北京的某个王府。北京就是我的小姨工作居住的地方。那年《红楼梦》热播的时候，广州正值春夏之交，时有烟雨，天气凉爽。我4岁。
明湖苑东边原来是一带小山岗，有一条运输煤矿的铁路从山脚下蜿蜒而过，和暨南大学隔著一道围墙。围墙后面的世界对于我是神秘的，因为我永远只是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临近的嘁嘁喳喳声，未曾翻过墙去看个究竟。小的时候总喜欢在家门口发呆，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小姨是不是就在那个火车上，或者，这个火车会开到北京去么？
有一天，我知道小姨终于要从北京来了。一早上都很兴奋。那天中午，我就被父亲提早从幼儿园接回了家里。我记得我穿的是裙子。印象里更深刻是那双连裤袜，因为那个是很浅很浅的肉粉色，上面有精致的蝴蝶花纹，是某个很喜欢我的大姐姐从日本带来的礼物。那天早上我母亲打扮我的时候，就和我说，你那么穿，小姨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姨的声音又高又亮，小楼上下都充满了那么欢快的声音。我自然得了很多礼物：有好看的衣服，有一个穿工装裤，工装帽的男公仔，长著雀斑，好像狄更斯小说里面那些贫民窟的孩子，还有一个有点像蒙奇奇那样的白色小绵羊——我喜欢得拿起它头上那个绳圈转圈，小姨说：“哟，你这是要吊死它呢？”另外就是各色各样北京的零食，小姨用唱歌一般的声音问我：“要不要吃水蜜桃糖？”
以后的日子里，和小姨告别的场景总在不同的地方重现著：有每年过年后送小姨回北京时火车站上的告别；也有某一年从比利时返回悉尼，转机经停北京半日和小姨的短暂相聚，那天我们还一起喝了很多啤酒。
但是我最记得的还是那最后一次的告别：我对小姨说：“马上3个月以后，就是6月了，我6月就回国来看你了！”
她说：“好！好！”
然后我强忍著快要掉下来的眼泪离开了。在门外偷偷一回头，还看见她头发都掉光了的圆圆的脑袋从枕头上转过来目送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阿公和他的读书会
到了海外上学，发现reading group是个很流行的学习方式，大学里用，教会里更是。想来自己外公早在80年代就是读书会的组织者和粉丝了。
总是在每个礼拜几的下午，几位和阿公志同道合的离休老者聚集在我们家客厅里。
我幼时多病，请了假不用上幼儿园，下午的时光总是跟著老人们度过。
学习小组里说得最多的还是阿公，总是传达中央的什么文件，其他的人都认真在学习文件精神。做笔记的人里面，也有阿婆。阿公一直以来都是主角，喜欢说话，言语间很多浪漫主义的夸张和比喻，显得慷慨激昂。
阿公用手指敲著沙发扶手，很严肃地说，“……这样下去，那就要把马克思的头头给去掉了，还有列宁的头也要去掉了，那就是个大危机啊！！！”
我骑著三轮车在客厅旁边的饭厅里百无聊赖的徘徊，听不懂阿公的话，但觉得气氛变得很恐怖，“危机”是什么意思？有人要给杀死了么？
碧绿的纱窗外依旧是广州五月慵懒的阳光，窗户上有一个冰裂纹的白瓷老鹰挂瓶，里面长长的一枝绿萝垂在绿色的窗纱边上。和风里，一团团的木棉懒洋洋的飘过去，飘过去。印著竹子图案的半截窗帘后面，是正在打盹的猫咪大花的影子。不知道什么地方在烧草木灰，草木灰的温暖的焦糊味，门外的白兰花香还有客厅里阿婆一早摘下来的一盘子茉莉花的味道熏得让人打瞌睡。这么美好的初夏，谁的头头要去掉呢？
当然，谁的头头都没有去掉。马克思和列宁两位老爷爷早就不在了。
长大以后，电视节目里多了很多清宫戏，戏里面那些前朝的老王爷贝勒聚在一起商议国事的情景，总让我不由想起阿公。
有的人天生是消化信息然后传达信息的，有的人是学习者和聆听者。阿公的外孙女我属于后者。
我没有学到阿公的慷慨激昂和哲学上的才智。更不可能像他那样23岁就在东京帝大的校刊作为一个旁听的国际学生发表文章。
阿公暮年总是很渴望把自己的思考与人分享。时常在校园里遇到暨大的学生，总是很热情的与他们交流，并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听自己讲他多年掌握积累的研究哲学的方法，于是那时候的很多大学生都记住了这个喜欢头戴新疆花帽，说一口带有浓重台山口音的国语，因为中风导致腿脚不便而杵著拐棍意气风发地走在暨大校园里的特别的老先生。——他总是希望我能做他的聆听者。很遗憾，我并没有认真地聆听。
阿公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因此，他也没有看到我大学政治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考了68分。我很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