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来我从对死刑和毒品半知半解到现在有深入的了解和坚定的立场,应该废除强制死刑。”人权律师暨亚洲废死联盟执行长饶兆颖原本是商业律师,机缘巧合下接触了10年前轰动一时的杨伟光运毒案,成为她进入这个领域的转捩点。‘

杨伟光案件发生时,她正在隆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服务,因单位为杨伟光争取赦免死刑,到外向社会大众要求签署请愿书,从而让她有一个了解死刑与毒品的机会。一直以来,许多人在看报纸时,看到这类新闻就会稍做讨论,但很快就抛诸脑后。然而,杨伟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大家热烈参与,甚至有海外人士写信及传真其请愿书过来。“在截至的前一晚,办公室里的传真机不曾停过,一直一直有大家签署请愿书的传真进来。”从那时起,她认为是时候深入去了解这个课题。

人权律师暨亚洲废死联盟执行长饶兆颖
人权律师暨亚洲废死联盟执行长饶兆颖

作为代表律师,饶兆颖跟死囚家属有密切的联系,能看见他们身上那些无法被外界理解的情绪和感受。她说,死囚家属与受害者家属承受著一样的痛,甚至是多了矛盾的心理。“他们很难去表达自己,一方面认为孩子做错,也有部分是他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想孩子死,尤其当中可能存在著误判的缘故。作为家人,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去帮助死囚。”死囚家属不会要求家人马上被放出来,但盼望能免于一死。

饶兆颖解释,死囚家属从家人被补到判刑,甚至是判刑后都承受著巨大的压力。从聘请律师、筹钱付律师费到帮忙寻找证据,乃至于被顶最后四处奔波找人写赦免的请愿书、寻找社会人士帮忙等。这都是加诸在死囚家属身上的枷锁。“所以,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虽然并非所有案件都能成功争取到不判死刑,但她从家属们身上看见他们的坚强与成长。她透露,曾经有一位女歌手倾尽全力,希望帮助弟弟逃过一死,但愿望最终成空。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反而尽力帮助其他死囚家属,盼著他人能取得好结果。

强制死刑或导致法官没有选择  法律应以修复为出发点

“有些案件在法律上是有充足的证据和动机,但这是不是表示这个人就应该死呢?”饶兆颖以沙地阿拉伯的一个个案为例,指一个外籍女佣在不堪雇主暴打下选择杀掉雇主自卫,在法律上有充足的意图、动作与证据,但女佣是为了自卫,罪不致死。然而,若律法并无给予法官裁量权的话,那么将可能让这类案件的“加害者”遭到更坏的结局。

马来西亚1218名死囚中,有73%死囚涉及毒品,当中大部分因家庭背景或成长环境因素造成其误入歧途。“社会对吸毒的人有不好的看法,但这些人不就需要治疗吗?”若律法没有酌处权可言,只能强制判死刑的话,那么她质疑用律法惩治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惩罚还是修复,教好他们?唯有给予机会,才能达到“修复”,教育好这些人。

饶兆颖认为,如今内阁同意废除强制死刑,正是走出废除死刑的第一步,但她表示在废除的同时也必须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方能维持国家秩序。虽然有者表示,若有选择的话,法官就不会判处死刑,但她并不认同,每个法官的想法和标准都不同,或有较为保守的法官,认为只有死刑才能警惕社会大众。因此,她认为,其替代方案必须提出一些参考制度,作为法官判案的参考。

建议修改刑事法典 与时并进

饶兆颖指出,在众多死囚中,其实存在著司法程序的争议,或因某个程序没有做好而导致误判。“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去思考如何从警方到法官都做到程序化,包括如何抑制警方贪污、证人给假口供等。”她举例,早年有一个韩国学生被控藏毒,警方第一次前来搜查时有10人,搜索不果就离开。但离开后没多久就再次回来,而这时就在家里找到毒品。根据韩国学生的口供,第二次共有11人前来,而控方律师同样在闭路电视中看见11人出现,并有其中一人拎著袋子进屋子。因其闭路电视片段需申请才可取出,律师只能先用手机录下,隔日回去领取时该片段已被删除。“若不是律师在证据被销毁前先用手机录下片段,那么这名韩国学生可能就要被判死刑了。”

“其实我们的律法都是殖民时期留下的产物,或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她表示自己支持以监禁或终身监禁替代强制死刑,而这能让我国与世界接轨,国民更有人权。

由于申请特赦的请愿书需要用宫廷语书写,一般家属难以完成,因此饶兆颖已经写好模板,让家属参考该版本准本资料及撰写,最后才交由她与团队做最后的完善。
由于申请特赦的请愿书需要用宫廷语书写,一般家属难以完成,因此饶兆颖已经写好模板,让家属参考该版本准本资料及撰写,最后才交由她与团队做最后的完善。

每个个案都留下影响 不论成败 继续争取

“每个个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进入这个领域10年,饶兆颖帮助不少死囚及家属争取赦免死刑,不过并非每个个案都能成功。“我帮很多个案写请愿书,就连新加坡的案子也一样,目前为止我手上并没有成功通过特赦的个案。”她透露,死囚可以申请特赦,但特赦委员会并没有固定的开会时间,并且有自己的一套筛选标准,并不容易争取到特赦的机会。

处理过的众多个案中,张俊炎的案子最让她印象深刻。由于当时张俊炎已经提供了各种资料,却还未拿到“合作证明书”,让家属倍感紧张。直至新加坡的律师给她打电话,告知已经拿到“合作证明书”,她立马通知其妹妹。当下手机的另一端忽然安静了好几秒,随之而来的是妹妹崩溃的哭声,她猜那是如释重负的哭声。说完,她眼眶汎红,当时是激动仍记在心头,亦是激励她继续向前的动力。

“刚开始真的很挣扎,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也有人写信、打电话来骂我,问说我为何要帮助这种人。”她坦言,当初接这类个案时,曾遭到一些反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不过,随著时间的推进,每一个个案都帮助她更深入了解律法和毒品,加上平日的阅读与反思,如今的她已经坚定站在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废除死刑。

虽然这条路不易走,但饶兆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许多同路人并非公开表明支持,私底下其实同意她的说法。未来,她计划与更多非营利组织合作,提升民众的醒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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