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有关吉隆坡的开荒建埠，华族一般多归功于叶亚来，只是在1980年代马来学者多认为是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此君是1850年代巴生的领主，他在1857年曾向马六甲商人借一笔钱，派87名华工到暗邦（安邦）探勘锡矿，只是由于当时安邦是条件恶劣的“暗邦”，一个月便死剩18人，可见当年开荒风险之高。之后，他又再统筹一笔钱派150人再入安邦探勘，终于在1859年开始生产锡米。
据此，一些马来学者认为，拉惹阿都拉才是吉隆坡的开荒建埠者。只是，华社一般持不同看法。最近又出现一种新的看法，认为素丹莆亚沙（Sutan Puasa）才是吉隆坡开埠者。客观地说，早在1850年代之前，便已有一些来自苏门答腊的垦殖民进入吉隆坡一带；而素丹莆亚沙则是其中一批曼代林族（Mandailing）的领袖，他们聚居于巴生河上游的淡江一带。素丹莆亚沙也是一名商人，在森州芦骨有商业来往。
就雪州而言，自古以来便已出产锡米；只是开采方式较原始，产量也有限。一直到1820年代，马来土候才招来华工在芦骨开矿。这些矿主矿工多是客家人。在中国客家人多聚居在山区，如广东省的东北部或福建省的南部，他们对开矿向来就有经验。早在18世纪时，他们便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一带开采金矿，其中的兰芳公司，人数甚至高达2万人，以至有人称兰芳公司为“海外华邦”；只是这个嘉应客为主的公司，最终被荷兰人消灭，其中部份人迁移到砂拉越，如石隆门一带，从事农耕与开矿。
就西马而言，据知，在1820-30年代便已有好几百人在芦骨一带开矿；后在1840年代又到雪州一带开矿；他们大多数是客家人。1859年，惠州客丘秀与亚四两人便受素丹莆亚沙之邀到吉隆坡发展，且设立了简易的贸易站与所谓的“三家村”。从事日常生活用品与锡米生意。
在1861年，丘秀还被封为吉隆坡甲必丹；只是他不幸在1862年去世，由刘壬光继任，而叶亚来则在1868年继任刘壬光成为第3任甲必丹。
就此点而言，叶亚来当然不是吉隆坡的开埠者，只是，他却可说是吉隆坡的重建者。因为，在1872年8月，叶亚来当甲必丹时，吉隆坡曾被一批马来土候摧毁，这批马来土候中便包括素丹莆亚沙。本来叶亚来当甲必丹是受到素丹莆亚沙承认与支持的，何以后来又反叶则涉及复杂的人事与利益关系。
1872年叶亚来败走巴生后，便逃到巴生去招兵买马，后在1873年3月反攻收复吉隆坡；但那时的吉隆坡已成废墟也被水淹没。当时连巴生的摄政王东姑古打也劝叶亚来放弃吉隆坡另谋发展；只是叶亚来坚持留下来发展重建吉隆坡，且从马六甲商人那里举高利债（16％-18％）重建吉隆坡。这番投入与心血还几乎因钖价不高而面临破产。所幸，在1879年锡价大涨，才让叶亚来险渡难关。可见重建比发展吉隆坡更艰难。
此外，在1881年初吉隆坡还遭到大火灾，烧毁了多数的房屋；在1881年尾又不幸遭到大水灾冲毁了大多数的房屋，这都需要重建，也因为当时锡价还不错，叶亚来与其集团才能撑过去，且开始建立砖场，以砖屋取代茅草屋。
第5任甲必丹叶观盛也在今天十五碑一带建立许多砖场，以致十五碑被称为砖场Brickfields。叶观盛（1889-1961年）当最后一位甲必丹时还建立了培善堂，也就是今天的同善医院的前身。叶亚来等人不仅在1873年后重建吉隆坡也设立了一些基础设施，如马路、工厂（如木薯厂，即茨厂）、新型店屋等，也设立了诸如惠州会馆、仙四爷庙、安老院、医疗院等。
较后，陆佑、陈秀连、陆秋杰、陈占梅、张郁才等也在这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吉隆坡。
无疑，素丹莆亚沙等是更早在吉隆坡建立聚落，但并不是核心地区，即市中心主要还是华族建立的。此点，也可从人口结构中一窥究竟，如在1884年在2万8823人口中，华族占了2万3827人，马来族占4577人，印裔占330人及其他89人。
其实，不只是吉隆坡，中马的不少大埠如怡保、金宝、太平、芙蓉均可说基本上是华族建构的；当然，马来族与印族也参与其中；只是主力依然是华族，如在1921年时，吉隆坡、怡保、太平、芙蓉与金宝的总人口个别是8万0424人、2万6860人、2万1116人、1万7274人与1万2325人；其中华族便个别占了4万8587人、2万4434人、1万2193人、1万4119人与1万0475人，皆超过一半。（资料来自1921年人口调查）
据此而论，可以说，就开埠而言，各族皆有份；只是以发展的角度言，在早期，华族应是出力最多。当然，由于时移势转，今天华族在吉隆坡人口占比已下跌到40多％而已。这是整体生育率下跌的后果。今天不仅是吉隆坡，多数大埠已是土著占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