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1977年著有《无声的革命》一书，这本书对于政治研究者一定不陌生，因为英格哈特于书中提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概念——后物质主义。
所谓后物质主义是指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社经条件逐步改善，丰富的物质生活已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价值的“解放”，例如：政治参与、言论自由、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等等，伴随世代交替，越年轻的群体，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越强烈，从而促成世代之间的政治对立。
关于后物质主义的发展，“年轻人”是主要的推动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踏入21世纪以后，许多标榜年轻世代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这些政党的命运却各不相同。举例，主张环保的绿党，在欧洲各国盛极一时，并影响欧盟议会的法案。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后物资主义的扩张程度有所不同，还有一些年轻政党走向衰亡。
在东亚地区，也先后诞生一些充满后物质主义理想的新兴政党，其中台湾的时代力量、泰国的前进党，以及马来西亚的民主联合阵线（MUDA），都可说是年轻世代的代表，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倡议“新政治”的政党进行分析，以解答为何同样主打年轻世代和进步主义的政党却有不同的下场。
时代量是经过反两岸服贸协议和“太阳花学运”而起家，当时的台湾社会，担忧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会陷入中共的经济圈套。当然也伴随著对国民两党恶斗的普遍厌恶，让这个主打“世代正义”的政党得以成长。
经历过党内权斗、领导腐化和遭蓝绿边缘，正逐步滑向泡沫化，台湾人也自觉地将“第三势力”的希望寄托在在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及其领导的民众党，但是，时代力量依然撑过四次大规模选举（2次立法选举，2次地方选举），目前正朝向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
尽管成立于2018年，泰国前进党的骨架却在2014年就筑起。从各方面来看，跟时代力量和MUDA比起来，前进党的路途更显坎坷，他们直接将矛头对准泰国政坛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王室、军人和权贵，以致草创期间受到各种打压。即便如此，前进党在2019年众议院改选获81席的成绩。在2023年的众议院选举，前进党总共拿下151席相对多数，跟位居第二的为泰党整合，至今日扩大为312席的8党联盟，前进党主席披塔料将出任新首相，成为泰国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政党定位不明确
MUDA的萌芽奠基于2019年国会通过18岁投票权修宪案，以及2020年喜来登政变后民意对传统政党的厌恶。MUDA出生环境是三者里面最舒适的，据此，该党的耕耘决心远不及时代力量和前进党。
MUDA虽标榜“新政治”，集中经营青年和大专生群体，却没有确立政党定位，也没有议题攻防的能力，比方说，台湾时代力量以《劳基法》为基础，长期跟国民党和民进党交手，泰国前进党强调自身支持同性婚姻和检讨王室特权。反之，MUDA倾向于跟他党结盟，与选民结构相近的政党联盟，直到最近才决议在六州选“单飞”，宣传机器跟手法都相当出色，自我形塑人民的良心，然而，MUDA依旧没有鲜明的政策立场（如下表）。
如果从制度面看，三党都活在一个大党主导的政党体制，惟，台湾和泰国设有比例代表制，选民有多一张票投给小党或新兴政党，从而为这些主张新理念的政党提供生存空间，而马来西亚则是完全的单一相选区多数决，小党除了与大党结盟参选别无他法。
除此之外，时代力量和前进党经历过社会抗争的洗礼，MUDA至今未发起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欠缺冲撞体制的磨炼，遂前两者的政治履历较MUDA丰富。
当然，MUDA为三者里面年资最低，未来仍有许多拓展身手空间与机会。反观时代力量，正当赖清德、柯文哲和侯友宜加入2024总统选战，完全不见时代力量的踪影，他们自诩为最敢为民发声的政党，媒体和民众似乎都遗忘时代力量的存在。为了“实现民主”，泰国前进党不得不跟为泰党及保守势力作出实质让步，包括保证不废除恶名昭彰的“冒犯君主法”，委任穆斯林主导的泰国民族党领袖为众议院议长，以便巩固8党联盟，瞄准执政权。
笔者相信，MUDA或许可在未来开创一片天，但MUDA也会面对物质主义的现实，单靠理念无法说服大部分群众，必须以实质的权力、资源拉拢他党“把饼做大”。
英格哈特的后物质主义，其论述是建立在人们具备丰厚的财富和资源，物质享受已非普遍难题。可是，根据世界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已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他们还是面贫富悬殊的分配问题，对物质的欲望远胜价值的追逐。时代力量的消亡、泰国前进党的向现实妥协，以及MUDA面对的拓展困境，这些案例都在挑战后物质主义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