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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洋商报》有关一部分影视业拍片作业弊端的专题报道，多年前曾凭借演保安人员角色“阿炳”爆红的艺人兼电台DJ林德荣，指控报导者和受访者是“帮凶”，扬言报警抓这些“帮凶”。他说到做到。他报警指责该报道破坏了影视业的声誉，要求警方进行调查，从那些为该报道提供资料者身上获得解释。不仅如此，他还把报案书公布在社交媒体上，自己贴堂自鸣得意之作（又或者是一种护身符的概念）。
外人难以理解“阿炳”为何如此气急败坏，毕竟这系列报道并没有针对他参演或监制的任何一部影片，而是通过访问业界人士关于某些为求短期利益而暗箱操作的文化，并了解其长远影响，旨在唤醒大众对类似现象的关注，好让整体业界能趋向更健康的发展。
如果说，揭露影视业运作所面临的潜在问题会破坏影视业，以此类推，揭露医生售卖疫苗证书会打击医疗业，揭露航空公司服务糟糕会损害航空业，揭露豆腐渣工程会影响房屋业，揭露山坡开发会伤害猫山王种植业。这显然逻辑不通。相反的，“阿炳”对报导者和受访者的言行举措，实实在在构成了伤害。
该系列报道的受访者当中，有几位是不愿具名的。“阿炳”在社交媒体上辱骂他们，而且进一步展示报案书，狐假虎威迫使报导者透漏受访者个人资料，胁迫不愿具名的受访者露面，此举有违媒体伦理。
记者进行采访前，须与受访者达成使用信息来源的协议。当信息来源只愿意在匿名或使用化名的情况下透露信息时，记者就只能以背景采访方式获取信息。这类采访常见于受访者顾虑自身安全风险的情况，美国“水门事件”就是著名的例子，媒体依赖匿名人士消息披露政治丑闻，即便是涉及总统的案件也不能威逼受访者身份曝光。
再者，该报道已充分说明为何不能注明消息来源：“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就面对许多投资失败者，或自觉被骗的商人只愿意匿名接受访问，有的甚至在对接后拒绝接受访问。再来，由于影视业的就业机会有限，因此许多知晓当中操作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都不愿意站出来说真话，深怕以后被业界封杀。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在影视业工作的受访者也不愿具名接受采访。”
流量至上数码时代
事实上，该报道的受访者不全然选择匿名，其中一位具名受访者是泰国导演亚努宋索沙晋，他就列出了一些投资者不愿站出来的理由。马来西亚中文影视业者协会主席郑雄城则指出影视从业者所面临的问题，例如资金筹募困难、演职员的工作机会与市场局限等，而投资方可要求怎样的透明度以及观众可协助提升影视文化。
即使郑雄城选择具名受访，一样难逃“阿炳”的抨击。然而，“阿炳”并非就事论事以回应郑的观点，而是质问协会在疫情期间为没工开、没收入的幕后工作团队做过什么。其想用有没有给“饭碗”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谈论影视业困境的资格，但他很在乎的“饭碗”问题恰好就是其他受访者不愿具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炳”标榜自己入行30年都不认识主席。有趣的是，“阿炳”曾经获得的“金筝奖”，恰好就是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所颁发的。该协会于2012年创办，主要宗旨是进一步发展本地中文影视工业，并与会员分享影视知识，以促进本地影视的素质。
该协会曾将大马电影带进中国影院，让本地电影人了解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运作，开拓本地导演在中国发展电影事业的可能性。该协会在疫情严峻期间与MyCARE人道机构携手制作纪录片，去年也跟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主办电影节。倘若“阿炳”断定，拍摄粗俗贺岁片（无论品质与评价之优劣）才算是为影视界作出贡献，也才有权谈论影视业，那么，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的确会让他失望。
在流量至上的数码时代，愿意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和剖析严肃议题的报道实属难得。特别是探讨的议题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时，记者与其所属报社其实冒著一定的风险。不少记者就因为披露政商勾结、非法交易和环境破坏等问题而遭受种种威胁和暴力。对媒体和大众言论产生寒蝉效应的可能是政党、法律和财团，如今还加上了网络霸凌。
如果读者认为报道的内容不够全面或有更多需要留意的问题，通过理性对话或补充说明，记者将受到鼓励，更加努力提升报道素质，对于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也会健康发展，趋向开明和彼此尊重的氛围。要是因不满报道内容就动辄辱骂、报警、在网上纠众，那么，媒体在这些压力下往往选择更舒适安全、更能带来流量的低俗路线，比如效法电台节目《我要线人》的方式，索取个人资料，以佯装角色和谎言公开愚弄别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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