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以前的事情,都这么多年了,还追究来干啥?”
谈及陈年环境舞弊课题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回应。
人祸,往往是长年酝酿的产物。
无论是工程计划还是政策,不管出发点是多么的惠民,一旦涉及的舞弊形成“肓之上,膏之下”的环境,就会酝酿成无从抵挡且长久延祸的灾难。这些舞弊考量,有时是顾全大局,有时是某种圈子内根深蒂固的潜规矩,往往是局中人从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人们对“老问题”的轻视或刻意无视,通常就是把问题恶化成病入膏肓的关键。夺走大约2000条人命的维昂特大坝惨剧(Vajont Dam),就是这类老问题。
1929年,意大利一家名叫威尼斯水电公司(Societa Idroelettrica Veneta)的电力公司,申请在维昂特河谷(Vajont Valley)建造一座水坝。这项计划源自工程师卡罗瑟蒙扎(Carlo Semenza)和地质学家乔治道彼尔兹(Giorgio Dal Piaz)的构思,认为维昂特河谷是建造水力发电站的绝佳地点。
不久后,这家水电公司就被另一家大集团并吞。这家垄断意大利北部地区电供市场的集团简称SADE(全名Societa Adriatica di Elettricita,即为亚得利亚电力公司),老板是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庇(Giuseppe Volpi),曾在1925至1928年担任墨索里尼政权财政部长,也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创办人。
在SADE手中的维昂特水电计划,就随之与其他类似工程,合体成为大维昂特计划(il Grande Vajont)。这水坝的高度,也应著规模的膨胀,从原本的130米变成180米。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国和法国宣战。3年后,墨索里尼失势垮台。就在这混乱时期,公共工程高级委员会(Consiglio Superiore dei Lavori Pubblici)在34委员仅13人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大维昂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大坝工程的审批程序不见得更严谨。1957年,SADE提出最终版本的大坝,已是高达266米,是当时世界最高大坝。然而,委员会竟然还没收到地质报告就先批准工程。
庞大政商利益
1920年代最初版本维昂特计划的用意,是应付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在二战后,虽说是为了振兴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活动,这工程的其实还包含了庞大的政商利益。
SADE在这时候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有密切关系。这座世界最高大坝,若能够在2年内完工,将是工程界奇迹,也是意大利执政党的荣耀。对政府和电力公司而言,这大维昂特计划是生金蛋的鹅,然而,对当地居民而言,这却是梦魇连连。
住在大坝下游的朗格隆尼(Longarone)居民就担心1923年发生的格里诺水坝(Gleno Dam)溃坝事故会否重演。该事故地点距离朗格隆尼大约173公里,共夺走至少356条人命。维昂特坝址和朗格隆尼之间,只有2.1公里。
上游村庄如埃尔托(Erto)和卡索(Casso)居民就抗议当局以强硬手段征地。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大坝旁的托克山(Monte Toc)。
不妨站在马来西亚角度来看看这个托克山。如果某座山名叫Bukit Reput、发癫山、甚至Bukit Tanah Runtuh,然后当局批准在那山建造高速公路、水坝、菜园、别墅、或度假村,除非是对这地名置之一笑,在那地方进行大型工程自然容易使人觉得不妥。“托克”,在维昂特河谷社群方言里,就包含“腐烂”、“疯癫”、“行走”之意。之所以这么称,是因为这座山频频发生土崩。
对山地居民而言,这大坝万万不可建。对意大利政府和SADE而言,大维昂特绝对不可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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