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腐败的巫统,以便救国是近年来希盟以及多数华族的政治口号与渴望。要救国涉及了多方面的领域,如政治制度与司法改革、反腐倡廉、良好施政、宣传反极端主义等。这些诉求能实现多少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就经济而言,团结政府也特别提到改善民生,振兴经济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要拼经济则先得稳政治才能稳中求进。毕竟,政局动荡不安是难以专注于搞好经济的,至于能否稳住政局,现在尚言之过早,恐怕要过了6州选举结果出来后才能下定论。
就提振经济改善民主而言,从国内外经济形势言,恐怕不乐观。就外部条件言,不少人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有限,有人甚至认为,可能出现滞胀性债务危机;若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滞胀(即高通货膨胀与增长停滞同时出现)与高债危机同时发生的话,就没有什么工具足以打救经济。
因为,这会导致经济、金融与债务三重危机重叠,相互激化。即便没发生这三重重叠的危机,全球经济放缓也足以打击大马,因为大马是个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的开放经济体,大马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偏高(仅是出口便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近80%)。从好的方面看,全球经济形势大好,大马也会随著水涨船高。反之亦然。
此外,也得看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以至于有人认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其中一个实例是,台湾的“护岛神器”台积电也因各种因素而得在美国设厂。拜登称之为美国的工业回来了,而台湾人则担心这是否会“掏空”台湾,特别是半导体相关产业。
据此而论,发展中国家会更难吸引到高科技高增值的产业来。没有高增值的产业,又如何有高增值的经济与就业?穷国之所以难脱贫致富,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其中一个主因是他们受困于低增值的低工资经济,而发达国也会因考虑到把高增值产业留在本国,以便保本保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穷国的经济就难靠外资升级而必须靠本身的实力来升级。如中国便很注重自主技术,自主创新与扩大内需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
在一定程度上言,这是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奕。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由外资与国际市场发展但却有其局限,特别是难以发展高增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中,这称为中心──边陲论。只有极少数的新兴经济体如台韩新等能成功突破这个玻璃天花板,但也可能会因逆全球化趋势而返贫回归贫穷。
中等收入陷阱
就内部因素言,自1997-98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大马就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突破;其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政治经济问题丛生。泰国政治动荡不安也与其有关。大马自21世纪以来政局也动荡不安,自也与此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毕竟,经济民生是稳政局的主要条件,经济民生恶化,各种不满便因应而生或剧化,如2008年国阵会失去半壁江山,主因便是经济民生恶化,特别是物价普遍持续地涨声响不停。2018年国阵会失去中央政权也与此有关。其中,消费税便成了被反对党集中攻击的对象。
其实,大马工资水平跟不上物价有其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是长年积累下来的恶果。要解决这问题也非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伸言之,这个民生困苦问题,只能加以缓和而难根本地根治。不管换了政府与否均不可能短期内搞好这难题,也就是说团结政府也无法在这5年内搞好经济民生难题。其能做的就是加大政府补贴,缓和民怨或推迟问题的严重爆发。
说起来,这也不是大马特有的难题,放眼世界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均面对这个难题,而他们的对策基本上均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
这也是何以全球债务总额不断节节上升的主因之一,如1999年,全球债务总额占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约200%,可到了2021年则剧升到366%。其中,发达国(如欧美)则是约420%之高,发展中国家反而较低。大马则是约250%,其中企业债占约100%,家债占约近90%,直接公债占63%,较一般发展中国家高。
由于公共债务节节上升,政府只得靠举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应对,也就是混著过,而不是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之所以也不难理解,因为要根本处理这难题,一个有效方法便是开源节流,也就是加税与减少政府开支,可这是自寻死路。敢这样做的政权得面对垮台风险。2018年纳吉政权垮台,出台消费税无疑是主因。
推迟爆发时间
人性基本上是自私的,这是人性皆然的事实。据此,人民普遍上是希望政府能不加税但又享有更多福利,特别是工资赶不上物价时更是如此。这就注定了这个难题是不会被真正对待,而只能是敷衍应对,缓和与推迟其爆发时间。
可以料想,团结政府也会如世界各地政府一样,以举新债还旧债或印钞票的方式来应对,称为赤字的货币化。应该说或迟或早大马也会像多数国家一样重启消费税,只是明智保身的政权,不会自己这样做,而是选择把难题留给下一个政权或是干脆债留子孙。反正以后也不是我做政府,这也是何以多数国家公债节节上升的根本原因。
虽然有人提议用宪法的方式来限制政府开支;只是,宪法也是人制定的,可以应需要而修改。在大马这个难题还涉及了种族因素,如约170万公务员中,多数是马来族。若政府要减员,首先就得面对垮台的风险。此外,退休公务员人数也近百万。在电子化的时代,已雇用的公务员即便过剩,也难把他们转移到私人部门,尽管大马严缺劳动力。
进而言之,大马在一定程度言,也是个未富裕先安逸的未富先逸国家,大马尚不是高收入国,可拥车率却是全球排名第36名,远高于许多高收入国,这也是个悖论。这个生活形态还涉及了公共政策的规划。若考虑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情况更不容乐观。
结而言之,即便世界经济没有发生大衰退或重大危机,大马经济也不会魔法式大幅好转,特别是民生,因为要在温和通膨条件下大幅提升工资水平不是5年内可实现的。发达国家在混著过,难道大马会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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