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自1980年代兴起的英美保守主义革命以来，社会民主也逐步倒退，不少欧美论者认为，社会民主已死。通常，我们谈到保守主义是会认为这是一种食古不化的政治哲学，可它也可能是不保守的保守主义，撤切尔革命或里根式革命就显示出，它也可以很激进的。
就美国而言，余杰认为美式左祸的源头已有百年之久，如一战时的总统威尔逊（Wilson）便是新美式自由原则的政治人物；而1930年代执政的罗斯福，更是“重犯”，罗斯福不但是位集权总统，也是个大棒主义者与搞司法迫割的反自由主义者；实则，也因为如此，他才能推出新政（New Deal），这个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
对于新政，也早就有右胶说这是暴政，而且还写了一本专书《暴政或新政》（New Deal or Raw Deal?）。对新政，知名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格鲁曼则对其赞不绝口，认为这是进步主义的一大胜利。美国应积极重启新政，以挽救美式资本主义的危机与不平等。耐人寻思的是，海耶克与格鲁曼均是名经济学家，却对新政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显见，这是一场超越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之争。
易言之，是意识形态多过学理，也反映出社会科学并不科学，也可能是种意识形态学。美国社会的分裂，说白了，除了利益之争外，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同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内也会产生水火不容的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也反映出曾流行一时的“民主和平论”是不靠谱的理论。
至于美国何以今沦为左胶怪物横行的国家？余杰认为，这与来自德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有关，因为这种反体制的思潮主要来自德国与德国移民知识份子，如法兰克服学派的马库斯。这位学生造反有理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这里的吊诡之处是美国虽在第二次大战时，在物质战争方面打败了德国，可在思想面却被德国打败，被左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占据。
从极右派角度看，这些学运的积极份子都是破坏美国建制传统价值，宗教信仰的祸首。吸毒、少女堕胎、性解放等大行其道，均与19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有关。
同理，这时期兴起了政治正确论，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也是颠覆美国正统与正面价值的祸首。这些祸首的通称便是左胶左祸是左派遗毒。这种左祸论调，听起来有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论调，也就是一切都是极左惹的祸，不除掉“左患”中国与美国便无法起死回升。
东学西渐？
左真的那么可怕吗？为自由与上帝而斗的余杰还认为美国教会的世俗化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些世俗化的教会让左倾者占据了教会，使教会成为他们寄生的宿主；余杰还说美国的一些高新科技公司，如苹果并不是公司，而是宗教组织，他们被来自东方的神秘主义迷惑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信徒与实践者。
应该说，“东学西渐”确是1960年代以来的一种普遍理象，也引起了西方正统基督教的担忧；只是反过来说，“西学东渐”，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渗透东方又怎么说？中国的海外民运份包括香港的港独等，其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又怎么说？
左祸会在美国扩大渗透，余杰指出，这也与美国学术界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反右不反左”意识形态倾向有关。这使得美国人被长期洗脑为颠覆美国统价值（右派）的平台。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学术界与主流媒体是有“反右不反左”倾向，这也是使美国右胶很反感一点，科技大亨封销右胶与特朗普帐口便是一例。这也突显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与学术界虽口口声声大喊要捍卫言论自由的口号，却背道而驶。
政治正确就是一个显例，只是若说美国主流媒体“反右不反左”有利中国，这又未必。君不见，最反中的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便是位反中积极份子。显见，余杰也因反中反过了头而变得偏激。把美国自由派与进步派定位为左祸本身便是一种极端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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