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几乎是许多国家都面对的国家治理问题。扫除贪腐，如果没有国家坚定的意志力，往往会事倍功半。
中国对贪腐官员判处死刑，是“乱世用重典”。
权力永远游走在财富的边缘，只要权力没有制衡，寻租的心态、掠夺金钱的野心就会野火燎原。
从人性的角度看，谁对会财富不心动？
我国贪腐问题存在已久，国人彼此心照不宣。贪腐文化，其实就是国家前进的最大障碍。谈根治，无严刑峻法，期待难免要落空。
体制不完善，加上对贪腐纵容，政治人物与公务员就有办法利用各种手段行使权力以进行胁迫、暗示来敛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前首相纳吉一马公司丑闻，能够横行多年而入“无人之境”，暴露两个问题，一是监管缺席，二是贪官无惧。纳吉在丑闻中最终能不能脱身，可能不是看司法，还要看政治风向。贪官如果可以不知廉耻，可以轻松全身而退，其造成的恶劣影响难以想像。
在民主国家体制中，三权分立，主要是确保权力彼此可以相互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中，由于执政党控制了国会与行政权，因此司法是重要的“关卡”，一旦失守，民主只会沦为空壳，虚有其表。
我国警队涉及罪案惊人，无需赘言，统计数字可说明一切。2019年6月全国警察廉政与标准执行部透露，在此之前的4年有超过1万名或10%的警察知法犯法，包括触犯贪污、刑事案、毒品罪及伊斯兰法等。
警察是打击罪犯的最前线人员，他们的廉政、正直、诚信沦落至此，只会模糊了“正”与“邪”不可妥协的对立。
阿占超额持股事件 疑点重重
我国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阿占巴基的超额持股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其是否违法，是否已失去反贪会的道德制高点，昭然若揭。阿占巴基“不认错”还向作为吹哨者的“反贪污及朋党主义中心”高级研究员拉丽塔发出1000万令吉赔偿的毁谤诉讼。其实他这么做，目的当然是要让吹哨子知难而退，杀一儆百。行动党准备提供法律援助，应获高度肯定。鼓励吹哨子离不开社会与政治的支持，不然谁还敢惹毛高官？
创造廉洁的政治氛围，公职人员“公布财产”的管治体制一直是重要的手段。反贪会首席专员的财产详情，早就应该公开、透明。其实，自1766年瑞典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官员财产申报规则以来，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项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认定财产申报成为官员的一项宪法性义务，忌讳公布财产者可以选择不从政或担任公职。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规定，其必须公告的个人财产包括不动产、汽车、一定金额以上的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珠宝、古董、字画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以及债权、债务及对各种事业之投资等。其中包括公职人员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财产应一并申报等。
如果我国财产有严格与完善的申报制度，阿占巴基的财产就会在这个严格的体制中一一爆光，而其弟弟非要用其名来注册股票将会更早就得到揭露。弟弟非要用身为高官的哥哥名义买巨额股票，有太多令人想像空间和疑点重重。
反贪会有一把“尚方宝剑”，任何人都可能面对其“选择性”调查与侦办，这是权力的衍生。反贪会要证明自己刚正不阿，就要先问问自己本身是否行得正。
香港廉政公署的威信不是一天造成的，在60到70年代初期，香港当时贪污严重，涉案警察不在少数，全民几乎在贪污荫影下讨生活。但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廉政公署，凭40多年的坚定决心与效率给香港反贪留下典范。廉政署成立初期，许多人都不寄厚望，不认为该组织能杜绝贪污。许多人的想法是“捉贪者自己也可能更贪”，但后来证实外人低估了廉政公署的积极功能和精英实干的团队。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成就了香港廉洁程度在世界排名名列前茅，香港前特首曾阴权的“小贪”都要锒铛入狱，绝非偶然。
阿占巴基超额持股还在“自圆其说”，尤其首相依斯迈沙比里的“模糊态度”，只会暴露国家缺乏对反贪的坚定意志与零容忍。
在打击贪污上，“是”与“非”，“善”与“恶”不应该让贪腐者有空子可钻。如果我们无法对反贪会最高领导人有最高的道德要求，放纵其知法犯法，估计贪腐将形成恶质文化，最终必将使国家深陷泥沼，无法脱逃而沦为失败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