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希盟告别“蜜月期”以后,社会开始弥漫著对政局沮丧的态度,普遍认为选举就是在选烂苹果。2020年喜来登政变爆发,议员跳槽日益严重,朝野政党的界线模糊以致支持者迷失方向,弃投风气随之出现。
年初到今日,综合若干民调结果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现状与未来的政治支持不对应(如,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度跟民众对国家前程的期待成反比);第二,摇摆在各党中间的民意持续增加;第三,民众厌倦政党对立,更关注社经议题;第四,老牌政治菁英(马哈迪、安华、慕尤丁、阿末扎希等)的威望持续滑落。四个现象足以说明,普遍民意不满于现状却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各党和候选人能得到多少选票更加难以揣摩。
摇摆的中间选民增加,其前提不外乎疫情起伏好经济低迷,朝野政党的恶性搏斗也是导致民众厌恶政治的直接原因。而抗疫和经济措施也是由执政党所定,若这些措施失败显然是政党的问题,为此,民意对目前政局乃至国家前途不抱期待,朝野政党和政治菁英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纵然政治再龌龊,“政客”的脸孔多狰狞,我们手中的一票万万不能放弃。笔者认为,选票是宪法赋予所有符合资格的国民决定国家未来的权利,一人一票算不了什么,但是十个人、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乃至百万人累积起来的选票,集体的力量足够展现大部分国人的政治态度。如,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非马来选民倾向希盟,国阵的马来选票被希盟、伊党瓜分,显然不管什么族群,人们已对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失去信心,或许各群体对改变的认知有落差,但“变”是大部分选民的基本态度。
主张政治系统论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的运行如同人体,器官相互依附,血液持续循环,有输入就有输出,而选举就像是静脉的血液流向心脏换成动脉的有氧血,如果缺乏输出或输入,政治系统将面临瘫痪,国家必然陷入危机。
然而有人会认为,为何没有公开选举的中国可以如此强大,富国强兵,社会稳定,民心高涨,可是没有选举的中国没有告诉你们,荣景底下所隐藏的贫富差距,数字背后没有告诉你的赤贫悲歌,而媒体姓党的情况下,人们只能看到政府先给你看到的新闻。
再者,尽管中国没有公开选举,中共各级党干部却深入社会各阶层,这些草根组织承担著传达民意的工作,虽然无法确保所有意见无误地传达到中央,可当权者还是有获得底层意见的管道。
大马不宜仿效中国体制
倾向诸如中国式威权者认为,马来西亚应该仿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所谓止乱添益,然而,有此种想法的人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是这些人不晓得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已超越中国,我们已领先中国一大步,先不说公平公正与否,我国已具备由全体国民决定国家路途的基本条件。
按照民主化理论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说法,一个国家、政权、政党、政治菁英决定走一条路,将会限制接下来所面对的选项和路径,像是野百合运动后的台湾无法返回白色恐怖的两蒋时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能回到赤色帝国的威风,内阁制的马来西亚也不可能走向总统制,更别说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政体。
换一个角度来说,假设公民放弃手中一票,等同于让路给当权者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毫无节制地腐败滥权和挥霍国库,简言之,弃投将使糟糕的生活变得更糟糕。
届时,当权者将逐步蚕食公民享有的其他宪赋权利,人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看的书刊,所有的事情将被当权者界定,所谓民意已毫无意义可言,而当权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不愿意投票,不肯表态,我只好出来捡起这个烂摊子,由我来教导人民,拯救国家”,可怕的利维坦就因此出现。
当特定选民踊跃出门投票时,弃投族等于将其个人期待委托在这些人手上,所以,一个选区出现弃投族抗拒的民意代表时,他们将没权利也无法表达不满,只因为当的弃投决定导致要跟参与投票的群体分摊责任。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参与投票,你都要承担后果,如果不想承担对你最坏的后果,那就一起出门投票,展现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决不合格的候选人!
弃投,是一种自寻短见的愚蠢想法,有人会认为,不投票也是宪法给予的权利,确实,可是弃投族越多,结果就是让自己承担的风向更大,依政治学教授马克·富兰克林所指般,投票不是个人的理性抉择,而是集体的理性抉择,唯有使群体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该群体期待的后果。同时也别奢想一党独大、独裁专制的回头路,要求当权者管束自己的权利,那根本是痴人说梦话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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