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来，他就开始策划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因此常常拿资本主义的优势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缺乏民主和自由乃至人权。如果能够的话，特朗普必然会干脆将世界上仅存在的数个社会主义国家铲除掉，但他又不能直接判社会主义死刑，只好在过去三年拿委内瑞拉来开刀，也敲开朝鲜封闭式的大门暴露于“天下”，指责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国竟然也敢玩起核武器。
其实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成假想敌，不但在2018年向中国发起贸易战，而且逼使中国必须要减少其一向以来处于优势的贸易顺差。例如在2018年，中国更是扩大贸易顺差，超过4000亿美元／1.7兆令吉。
特朗普以此作为理据，在2018年向中国产品征收不一的关税率，从5%到20%乃至30%不等，以提高中国货物输美的价格。与此同时，又规定中国必须要每年减少贸易差距2000亿美元／8551亿令吉，否则美国会不断地加税。
“和平崛起”到“一带一路”
很显然的，特朗普并不是只要中美贸易差距不大就可以了，他是抱持其反共的思想，且向世界证明他可以打击，甚至可以打倒共产中国，让世界只剩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而美国永远是世界的老大。
当美国对其经济的成长踌躇滿志时，特朗普不但深信可以通过贸易制裁迫使中国屈服，甚至可以发动一场颜色运动。颜色革命起于2010年的突尼西亚，并波及埃及、利比亚等国。西方国家也动用军力推翻旧政权，但这战略在中国则起不了作用。
平心而论，美国一向以来对中国不具好感，也不会让中国迎头赶上，但70年代为了阻止苏联的势力坐大，也就拉拢中国。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中国就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既然美国梦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和平演变”不能成功，那在70年代可以尝试和中国友好，与共产世界共享资源。
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大门，欢迎外资进入。到了2003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有成的年代，时任中国主席胡锦涛公开表态中国要和平崛起，这如同一枚炸弹，让美国瞠目结舌。
实际上，美国自艾森豪威总统（1953-1961）、肯尼迪总统（1961-1963）再到詹森总统（1963-1969）都没有办法使到中国“和平转入资本主义”，也就才有了70年代尼克逊总统（1969-1974）与基辛格推动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
在卡特总统（1977-1981）年代，中美不但正式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而且也加速与中国的商贸与科技的往来，直到克林顿总统（1993-2001）和小布斯总统（2001-2009）上位，他们对“中国崛起”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或多或少会朝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
来到奥巴马总统（2009-2017）时代，更是面对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以把亚洲及欧洲国家用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连贯起来。
这对奥巴马来说，确实是新的挑战，但主要的争议点不是发展工程项目上，而是它显示了中国国力的上升，不但在经济上改头换面（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方便与资本主义对口，而且也得以和西方国家大企业在中国或独资或合资投厂。
因此，胡锦涛的“和平崛起”（2003年）及习近平的“一带一路”（2013年）也标志著中国正努力赶上，成为能与美国较为接近的大国。
美国制裁香港添乱
不过在这两大理念提出之前，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这是中国百年以来首次以主人的身份迎接回归的孩子。这种骄傲和结束殖民地统治也立下一个典范，让香港人也感到自豪。
不幸的是，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状病毒的肆虐，对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冲击更大，在1100万名中招者，美国占了299万确诊病例，死亡人数13万馀人，占最大的数目。而排名第七的英国中招人数达28万，死亡人数4万馀人；中国有8万馀人中招，而有4600馀人死亡。
整体而言，数目正在上升中。如果英美等国不承认病毒祸害，而是专挑中国进行鞭策和排斥，唯恐天下不乱。不仅是本末倒置；也将造成病毒成为人类最大的公敌。
这突然发生的灾难，顿使中国的宏愿和改革受到严重的干扰，同时也对香港的政治改革产生重重困难。更甚者，港民早前并不以极大热情的态度迎接回归祖国，而是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有抗拒心理；尤其是，有些港人当年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就不能期望他们产生“爱中国情绪”。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大门开启下，也带动了香港经济和发展。但对一些港人而言，经济利益是应得的，政治责任是不能承担的。可是单讲经济不讲政治，不是中国的初心。既然已回归祖国，就要有中国人的心态与民族的自豪。可惜他们心中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心态始终抹不去。这种矛盾就变成港人是哪里来的有了存疑？
对中国的离心力，也导致许多港民反对国安法，反对引渡法。然而，这却成了中美博弈下的棋子，让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措施。可是，既然国安法英美都有，它们又有何理由通过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来添乱，这已是滥用权力来指手划脚。难道美国是上帝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