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国内就业与移民问题是脱欧的焦点问题。最终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英国宣布退出欧盟大家庭。同年11月,特朗普“出乎意料”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许多有争论的竞选承诺,当中一项是贸易保护主义。他主张为了保护国人的经济利益,美国应该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退出世贸组织、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等,特别是中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关税(目的是防止美国公司转移就业机会)。

欧盟也在4月通过一项关于棕油及森林砍伐的决议,要求进入欧盟市场的棕油必须通过认证体系,目的是避免棕油生产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我国和印尼认为欧盟是利用保护环境来掩饰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此举已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GATT)。

新自由主义崛起

近期的国际事件还包括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取消“457签证”,理由是澳洲的工人须优先享有工作权利。纽西兰也在澳洲之后宣布新的移民政策调整方案,提高移民的门槛。上述这些重大的国际情势发展,激发学者和民众思考从19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是否将逆转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David Harvey)认为,1970年代凯因斯经济主义逐渐失灵后,世界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与美国大力提倡的“自由”意识形态有关。美国一向主张国民有经济、生活、言论等自由,并且假定自由化的市场及商业是确保人们能自由选择的基础。

然而美国提倡的“自由”是被塑造成只能奠基在市场自由之上。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私有化、去管制化及消除官僚模式。它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理念促进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商品的流动。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水到渠成的过程,而是资本家透过各种实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正统观(orthodoxy),而美国是当中最重要的推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学术智囊团、政策研究中心、大众媒体等,提出各种理论学说建构了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霸权,限制了人们对其他经济模式的想像。

同时以美国主导的各种世界组织如世贸,也成为宣传及执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机构。于是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贯穿资本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让人们相信它才是世界经济体系唯一的“救星”。

发达国家获巨大利益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下推动的并不是均衡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流动市场中,强国政府及资本窃取了穷国的资源来累积自己的财富,如美国趁机崛起成为新的帝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也改变了全球的生产体制。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认为全球化开始之初,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外资设厂投资,而(西方)资本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则提高自己国内民众的购买力。当越来越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却导致自己国内的制造业国民失去就业机会,并加剧阶层不平等,例如美国金融行业白领人员欣欣向荣,但制造业工人就停滞不前——高柏称此时期(2008年后)是“后全球化时代”。

其实除了发达国家面对内部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内部社会矛盾。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外商投资,提倡除去一切管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仍无法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其次,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劳动力市场是对立关系,政府监控和镇压内部劳工和异议者,目的是要创造良好与薪资低廉的劳动市场,以致忽略或违背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国民。

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全球经济信仰与现实的生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各国之间不平等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以换取产业升级。

其次,不论是强国或弱国都面对国内的社会发展矛盾,前者是中低阶级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后者在经济发展中付出自然环境与工人权益受损的代价。新自由主义核心推动的全球资本、商业和技术的流动所带来的不公平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人们在社会的政治领域反映不满,例如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事件。

当前世界是否到了“逆全球化”的关口?我认为高柏对此提出的讨论视角有助我们观察国家现象。在高柏看来,全球化不是线性的历史过程,可能是钟摆式或循环式的发展。他借助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提出的保护社会与释放市场力量来分析全球化现象。

“逆全球化”阶段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历大萧条的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建立了许多制度,却因此失去经济效率。1970年代,各国政策开始转向释放市场力量,促进90年代全球化全面发展。在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面对国内社会阶层不平等加剧的压力,迫使重新调整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市场至上原则,于是出现保护国家本土利益的声音和政策。

高柏的钟摆论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即横行三十多年的全球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后,如今的国际情势发展和变化,可能进入“逆全球化”的社会保护阶段。

最后,我认为在观察逆全球化现象时,也必须注意“国家”是否会在此过程中走向新保守主义?哈维曾说过,随著越来越多社会群体无法忍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伤害,社会将出现各种反抗行动。国家为了镇压或“说服”人民,将逐渐走向新保守主义派。新保守主义比新自由派更专注营造国族和国家关系,该派主要特征是强调道德诉求和传统价值观如家庭和国族主义,并利用保守的道德凝聚集体共识和军事行动应付(假想)的敌人。

这些特征极可能衍生国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及排外的情况。特朗普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意图从反全球化、反非法移民和反穆斯林行动中“保护”美国本土利益,就充斥新保守主义派的味道。因此我们得警醒可能出现逆全球化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民众未必能摆脱经济的束缚,甚至可能面对失去个体自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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