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早在19世纪，马来（西）亚便已形成了多元民族、语文与宗教的多元社会；只是，自1951年殖民政府时期，便已有意要民族语文学校（Vernacular School），即华文与泰米尔文学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所幸，马来（西）亚的华族与印族中，不乏力保固有文化与语文的语文斗士，才历经考验，总算保住了基本的语文与文化的根。从数字看，在1970年，国小、华小与泰小，个别共有4277、1346与657所，学生数也个别有约106万、44万与80万；到了2015年，国小的学校与学生数为5877所与约203万学生，华小则是1297所与约54万人，而泰小为524所与8万多学生。
虽然华小生与泰小生人数均少于其在总人口的占比，总也算保住了基本的根。其中，由于华文与华校有其优势，及其他原因，华小中还有约8万的非华裔生，约占15%。
长期质疑政府信用
只是与国小一样，华小中也有455所，学生少于150人的小型华小；其中，更有60多间学生数少于30人；这就涉及了是否应整合或迁移华小的问题。本来，若大马是个实践多元文化公民权的国家，微型小学迁校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可惜，大马的基本教育政策是，要使国民学校成为首选，在这种首选思路下，便难免会蓄意使民族语文学校没落，或至少是使其自生自灭。
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华小一间也不能少”的华校情结，使问题难以得到公平、合情、合理的解决。说到底，从华校斗士的角度看，我国政府有个信任赤字（Credibility Deficit）的问题。而正是因为，不信任政府，使得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棘手。
实事求是地看，华教斗士的疑虑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政府的政策本就怀有一个要使民族语文学校淡出历史的最终动机；此外，在实践中，也证明是如此，如政府允诺的建校与迁校（多在大选时，许下的诺言），多未实现。由于政府诚信有问题，华人便无奈只好选择“一间也不能少”的主张。
历史地看，这个诚信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如1962年华文中学改制时，政府允诺可以有1/3的课程用华语授课；可实际上，华中已成为华文是单科而非教学用语。同理，校地、华文节数、考华文科水平超高、派不谙华文华语的高级行政人员入驻华校、董事会权力受制、华文师资荒、发展拨款不足（或口惠而实不足），基本上只发行政拨款，而不发资本拨款（即建设硬体等拨款）等，在在都显示出，政府在实行选择性歧视。
应该说，这个选择性歧视，也见之于以马来语授课的私立宗教学校；估计，大马至少有51间私立宗教小学，有约2万名学生，及31间私立中学宗教学校，有约1万名学生（不包括政府型中小学宗教学校）。
中学生入学率仅71%
此外，尽管大马实行11年义务教育，可也有不少家长对公立学校信心不足，而宁愿花钱把子女送入私立或国际学校。如在2015年，估计便有65所私立小学与104所私立中学（数目不包括私立宗教学校和独中），学生人数约为1万4000与1万5000人，而独立华文中学，则有61所，约8万多学生。
总的来说，在2015年，有约3万5000名小学生与10万名中学生，自掏腰包受教育；其中，在中学阶段，超过八成是华文独立中学学生，这为华人家长增加了不少负担。中学本应是义务教育，可政府却固执著于不知所谓的国民团结的口号，而选择性地歧视华中，特别是独中，要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行径，不但违背了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大马迄今依然拒绝签署至少9份国际人权公约，如反种族歧视国际合约或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等），也牺牲了不少青少年的基本人权。
比方说，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大马的中学生入学率，竟然低至71%！比泰国的86%，印尼的82%，中国的96%，南非的98%还低得多！这确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脸，也损及了国家的进步与升级。到了21世纪的今天，大马的劳动力中，也仅有约55%是受过中学教育，且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偏少。也难怪这个国家尽管是得天独厚，却长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生产力低，技能不高（只有约28%劳动力是熟练技能工），经济活动层次更是长期陷入低增值陷阱中。
令人纳闷的是，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自鸣民主开明，拥护人权的知识份子，大力支持单一源流学校，指责多源流学校妨碍国民团结，应加以结束。连华人中，也有华文知识份子呼吁华教斗士要转型为教育斗士！看来，多源流教育的威胁，已不限于传统的马来民族主义，特别是语文民族主义者，也包括新型的自鸣拥护民主人权的人士。这确是民族语文教育的严峻挑战。
重点在文明内涵
大马国民团结或不够团结，症结在于制度化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而不在表面形式的多源流教育。用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的话说，重点是一个人的内涵。如有否自然公正感、基本人权意识、人道主义精神、法治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或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互利共赢精神，而不是什么形式主义的同在一间学校，用同一语文上课。
君不见，同是讲阿拉伯语，受同一种教育的阿拉伯人却闹得四分五裂；同一个从国民学校出来的马来人，却有巫统派、公正党派、伊党派或诚信党派，却各有各信。即便是同一个行动党，也有派系或路线论战。在发达国，即便受同样的教育与用同一种语文，也有多种意识形态与利益或阶级的斗争。
显见，重点不在于形式主义的同文同语同校，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文明内涵，用和平、对话、协商、信守公平游戏规则、公共理性、有理性与良心的正义感（而不仅仅是感性的正义感），本著普世伦理等来处理问题。只要普罗大众不具这些文明素质，什么形式的同文同种同语同教教育，都无济于国民团结。
实则，在大马大谈国民团结者，也可能是叶公好龙，害怕真正的国民团结会危及他们的实利实益。把人民区分为土著对非土著，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便是一例。
用不同的语文学习同一个科目，也同样可促进团结，如马来人是用马来文而非阿拉伯文学习伊斯兰教理教义，可并没减损他们对穆斯林共同体（Umat）的认同。可见，偏重单一源流教育者，是睁眼瞎子，是伪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