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团”，既不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也不是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而是有族裔性格的民间结社组织。这类民间组织，是移民社会延续下来的社会形式，协助南来者在侨居地适应新生活。
尽管曾经有人认为，当社会现代化之后，这类民间组织的功能就会减弱，其角色将澹出主流（如同类组织在新加坡、香港的处境），但至今为止，马来西亚华团仍然蓬勃发展，也是把国内华人社群有效组织起来的最主要社会结构模式。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本来已无甚角色的传统华团，也借机与中国各方面重新建立起新的联系，而发掘到新的活力或是社会意义。华团领袖可以通过这一层关系网络，在中国活动游走时扩大舞台。因此华团不只没有式微，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有重要意义。
当前尚没有其它的组织模式，如其它国家的教会或非营利组织，可以取代此间华团的角色。其次，华团向来有关心政治社会、支持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致其始终未在现代化变迁中失去现实意义。最后，威权国家的政经压力，也使一部分华团成为社会动员的平台，发挥一定的表达异议功能。
由于华团是华人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模式，人们经常期待它在政治和社会上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所以就将公民社会应负的义务，赋加在华团身上。可是，就华团的本质与特性而言，它们不一定都是进步的、批判的，有者只是地方格局的、非政治化的结社形态，甚至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或是公共议程。
马来西亚民间组织拥有丰沛资源，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他们发挥丰沛的能量，拓展公民社会的疆界，除了仰赖组织与动员之外，就要留意到行动者（actor）和领导精英（elite）的角色及其影响。
结构、行动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和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经常被论及的两个动因，一是结构因素，二是行动者因素。结构因素指的是诸如政治、经济、阶级、国际情势等条件的变迁，如何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至于行动者因素，则是指社会和公共活动的参与者，如精英、领袖、对手等等，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判断，他们之间如何通过结盟抑或互动，而影响了政治与社会的走向。
结构与行动，经常成为人们解释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两个途径，但两者并非是互斥的。任何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都不可能只凭单一因素就可以促成，只是在关键时刻，何者发挥了至关紧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有时候，即使结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领袖，也可能错失机遇，例如2008年之后两线制契机浮现，但华教运动却陷入内耗与分歧，实与领导失灵、缺乏判断能力大有关系。相对而言，若有坚定的精英领航，即使结构因素未必充分，亦有可能利用各种缝隙和空间，创造有利的变革氛围。我们将这些审时度势、积极有为的行动者，称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或是“议题企业家”（issue entrepreneurs）。
社会企业家创能量
社会企业家跟一般的社会精英，或许同样有世俗的追逐目标，也会响往个人的事业和声望，但除此以外，社会企业家热衷参与公共生活，并发挥出卓越的组织经营和倡导愿景的能力，可以把策略与目标转化为众人都可以共享的梦想或是论述。易言之，杰出的社会企业家不只是单纯的领导者，他还有能力把众人的期待与追求，有效地“集结”或“创造”出来，化为有组织和有方向感的公共能量。
过去的林连玉、林晃昇、邱祥炽，都曾在艰险的环境中发挥出社会企业家的作用，机智地策动社会力量的集结及论述的方向。本书作者陈友信先生，则是当前华团组织和公民社会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在华团和民间组织中发挥个人角色和能量，从事进步论述的倡导工作，同时有效地调动、整合和创造资源，推动了社会的观念创新和公民社会的有效结盟。
友信常年活跃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在隆雪华堂青年团、隆雪华堂、行动方略联盟等重要岗位上，既有出色的建树，也有传播愿景和阐扬理念的能力。近年来，他更积极建构不同族群与语系之间的跨族群结盟，成为公民社会中的进步推手，在诸多华社和国家的重要议题中，都扮演了整合与协调的重要串连。
事实上，社会企业家最重要的气质条件，除了领导力与方向感，最可贵的还是对结盟的想像力。政治学家奥蒙（Gabriel Almond）言：“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如何克服障碍，创造愿景，建构社会结盟，在在需要细腻和耐心。在创建行动方略联盟这个跨族群联盟的过程，友信就充份展现了他的组织才华和理念沟通能力。
当下的马来西亚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阶段，摆在前面的正是一个大场景的社会舞台，是各类人物粉墨登场的绝佳时刻。华团领袖的培养不难，但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的突破格局、扭转方向的意义，才是格外重要。国家转型关键时刻，除了客观结构条件的配合，也需要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能力，我相信未来书写大马社会转型的文献中，将会特别重视社会企业家在这段时期的重大作用。
本文是作者为陈友信新书《亮灯新路》之序文（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