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网站《The Huffington Post》刊登了一篇〈23项理由说明澳洲生活更有素质〉的文章，引起热烈讨论，更获得超过1万6000个“赞”。第7项理由说明，澳洲的最低薪金比例高过美国，是重要条件之一。
澳洲的最低薪金是每小时16元37分，兑换成马币是48令吉18仙。相比之下，美国的最低薪金是每小时5元15分至11元50分不等，兑换成马币是16令吉65仙至37令吉19仙。反观马来西亚，阻力重重的最低薪金政策规定，半岛每小时4令吉33仙，以及沙巴、砂拉越与纳闽每小时3令吉85仙。
最低薪金的落实，是一国政府拉近国民收入鸿沟的重要政策。一项联合国针对我国的研究显示，我国政府为了赢得大选而派发的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援助金，其对于刺激内需与增加国民收入只有微小作用，而且只有短暂效果，稍纵即逝。
该研究推算，以衡量社会不平等与收入悬殊的基尼系数加以计算，派钱只能短暂拉低基尼系数达0.96%（接近1%）。相反的，最低薪金的有效落实，其效果却是长期的，而且估计可以拉低基尼系数达9.90%（接近10%）。基尼系数越低，表示一国社会之不平等或者收入悬殊的状况获得更好的改善。
在东南亚，我国除了有高企不下的基尼系数，也有高度城市化的指数。我国城市化的比例高达70%，仅次于新加坡与汶莱，远远地把印尼、泰国以及菲律宾等邻国抛在后头，与城市化最低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比较，相差50%。换句话说，80%的柬埔寨地区属于非城市地带。
但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而来的却是收入悬殊，或者城市新贫的社会现象。除了长期依赖外劳、劳力市场没有增值，以及欠缺全面规划与调控等因素，另一个导致城市新贫的面向，正是最低薪金制与工会全面而且有效运作的双双缺席，以及房产价格高涨与公共交通的失灵。
迈向公平待遇的一步
欧洲诸社会的发展轨迹显示，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并把国家的发展轨迹导向高收入国的经济体。吊诡的是，我国有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但是国民收入成长缓慢。不但如此，联合国研究显示，我国有高达32%的城市家庭，并未拥有房产。
此外，城市公共交通的使用，一旦与汽车使用者的开销进行比较，前者可以增加城市打工一族约22%的可支配收入。然而，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未完善，协调与效率也欠缺。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空有高度城市化的特征，却无法从中等收入国的困境抽离，最低薪金的落实又处处受阻，最让人感到“自豪”的是高速公路的完善建设，以及高比例的拥车量与车债。
美国也是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5年前的次级房贷风暴发生后，向外移民一度成为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澳洲只是其中一个选项。在100%城市化的新加坡，来自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永久居民或者移民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这些“马中外劳”被视为剥夺了新加坡人的工作与购买房屋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很多马来西亚公民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相对优质的城市化生活与收入是其中吸引人的重要因素。
只是，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住在马来西亚的几百万外国公民当中，包括了一大批住在城市地带或者城市中心的高薪外国公民。他们不只享有高薪，更享有我国高度城市化的生活条件。
城市化是吸引人们前往寻找工作或者移民的面向之一，之所以如此，因为人们假设伴随城市化的是收入不错的工作机会与生活素质。只是在一个收入悬殊日趋扩大的社会，城市化还需要最低薪金等政策的妥善执行，才能避免只有特定群体享用城市化的生活条件的局面。
简言之，城市化不只需要让人人拥有公平的工作机会，也要让人人享有公平的待遇。下个月最低薪金的落实，是迈向公平待遇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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