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国曾是19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也是20世纪的霸主，外加上英语的影响力，世人在论及世事时，总倾向于以英美为准。不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价值、娱乐等，都言必及英美。
其实，英美模式未必就是最佳模式，北欧与德国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年的《经济学人》便有一期专论北欧，称北欧为可能是当世治理得最好的地区。不久前，我国第二财长，也曾在一个基调演说中，拿大马与北欧比较。实则，自成一格的德国，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德国不但是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也是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大出口国与贸易盈余国，其产品的增值度，也远高于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德国模式通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Social Market Economy）。这是个较能处理的自由对平等，生产对分配；放任对干预；短期对长期；公平对效率的矛盾的国家。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意外，早在二次战后初期，德国便走上了有异于英美、法国（指导型经济）、北欧（高税收、高福利）的有纪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路线。
这种有别于俄罗斯计划经济，也有别于自由放任或凯因斯型干预的体制，也称为竞争秩序，是种以保障自由竞争为主旨的竞争秩序，把政府角色定位为有效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裁判（Reference），而非指手划脚的教练（Coach）或进入赛场的球员（Player）。
企业员工同舟共济
据此，便可以避免2个不可欲的局面；一面是自由市场易产生的垄断或激烈的经济波动；另一面为中央计划经济易产生的经济集权，及由此产生的极权，进而危及了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竞争秩序则可实现自由对与秩序的平衡，让个人或企业在有序的条件下，展开自由竞争，激发创意，创造繁荣。在这种秩序下，政府不但有效抑制企业垄断，也抑制其他社会集团，如工会或任何利益集团，对某类活动的垄断。政府不但常协调企业与工会间的矛盾，也出台一些有助劳资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的立法，让企业与员工，能在同舟共济，而非同舟共挤的条件下，相互对话。用目前流行的术语，可称之为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
反之，英美所流行的，则是种股东利益至上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这一类资本主义，通常较注重短期利润，把员工视为商品而非人，更不注重社会责任。更甚的是，其唯利是图易把他们导向追求快速致富与虚业，而非实业，终而引发金融、经济与政治危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竞争秩序下，国家的职能包括：制定保障产权的法律；反对无序的自由放任与一切垄断；保障个人与企业的自由经营权；职业选择权、自由消费权、自由定价权以便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地尽其利的最佳资源配置；扮演好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角色，如医疗、教育、培训、社会保险等。
同样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国是个对大规模福利有所节制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国，而非高福利国；它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线。也因此，德国并无最低薪资制，可其薪资水平却名列世界前列。有趣的是，新加坡虽也无最低薪资制，可其薪资却是东南亚最高。
或许可说，德国人著重从实际出发，不盲从潮流，著重治本而非治标之道，如特别重视技术与职业教育，也敢花大钱于研发，用创新、进取心、持续的生产力提升等，来实质地维系其高薪资水平。
从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德国较像个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国家。政府扮演超阶级的角色，较能从全民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也常协调政府、企业与工会间的关系，以便各方能在集团性自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它不像美国那样放任企业，也不像法国那样国家主义。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德国的国家收支、社会支出、收入不均等，也介于美国与北欧之间。这种自成一格的模式，为世人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模式，也有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作用。更提醒世人，英美模式仅是众多选择中的一项，不必凡事皆以英美为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