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乍起，不仅吹皱一池春水，还把水中积淤的污沙垢泥全都翻上来。见得人的，见不得人的，全都曝晒在公众眼底。关丹中华中学（以下简称“关中”），就因为凭空出现了这么一间“第61间独中”，吹起争议，历经年余，不仅不见收科征兆，还把可敬可钦的华教都撕裂得惨不忍睹。
如果依此推论，甚至再岔出“关中隐藏分裂华教阴谋”的新争议，则更火上浇油，惟恐天下不乱，罪不可逭也。然而，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珍惜这间新生的华文中学，而继续毫无止境，无限发挥地争议，则华社视线更模糊，神经更错乱，我们则更罪该万死。
关中到底在争什么？除了所谓的华教界，当下一般华社若不是五里云雾，不知所云，就是烦了腻了，不欲观之。如果董总、教总、华总三个华社、华教的最高领导机构都理不清自身问题，它们还有信誉、资格和能力去调解、引导华社的其他议题吗？
所以，关中争议不仅是假独中、国中分校还是马来文私立中学，以及就此衍生的统考该不该考的争议，它还触及华社及华教领导机构的威信，也质疑了华社及华教的统一指挥之存在，和华教、独中等各种概念的真正诠释。它将从根底上翻转目前华社与华教的默契和平衡。这恐怕才是比当下闹翻天的“关中争议”更深层次及更原则性的问题。
关中争议撕裂华社
申请增建华文中学是何等因难。何以久旱逢甘霖的关中，却变成了华社华教撕裂的罪源。一封兴建批文的内容，和“能不能考统考”的吵翻天是不是已经转移或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如果说关中不能被定性为华文独中，那么“华文独中”的定义是什么？全国60间华文独中又是否都符合这个定义？
独中，美其名是自力更生，实际上是自生自灭。自它们的诞生开始，就需各安天命去求取生存与发展。细的不谈，半岛的37间和沙砂两他的23间的所谓“华文独中”就有不同的起源。半岛的是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因拒绝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而变为这个法令的“弃婴”；砂沙则因1963年才参与组成大马而与1961年的华教灾难“失之交臂”，但它们自殖民地时代以来以及1961年之后所建的民办中学，一样是命途坎坷。
然而不论什么出身，华文教育都是历经磨难，自立求存。半岛与沙砂的60间民办中学就在这一点上找到共同点，而在“独中统考”1975年问世之后，因势利导地先后参与了这项考试。但是，统考当局的教总与董总却不曾干预过各间报考的独中的内部教学和媒介语文。
独中身份的“标准”
也正因此，60间独中百花齐放，各显神通，采用了它们各自认为最适于生存的教学路线。当中就有：坚持走纯华文教学的“董总路线”，也有应考政府公共考试的国文路线，更有采用新加坡课程的“新加坡路线”。与此同时，也有的包容各条路线走“多元制”，也有的在个别路线中互相参杂，更有的是高初中选用不同路线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业外人士不知就里；业界中人诲莫如深。华社以为六万独中子弟个个精通华文，非华社会却担心独中儿女沙文主义。
60间华文独中的这个现实情况，只可意会，不便言传。鉴于各间独中都各自独立、各有主权，所以董教总只能鼓吹“董总路线”却无实际权力干涉。于是统考每年举行，60间独中应考生也都获得统考文凭，并得到国际间的承认，就只欠我国政府不肯面对事实。虽然这并不十全十美，但在艰苦的华文教育里，却是精巧搭配。
今天各方针对关中批文和统考的争议，实际上都与独中和统考多年来被政治挤压而制定的规则有所关连。
一、统考只限独中举行，是当初政府阻挡不住董总推行统考时，因担心华文公共考试伸展到华文国中而设定的。它限制了统考的发展，也造成关中争取统考之前必须验明真身，非为独中不可。
二、由于第一项限制，造成独中的统考“专利”和品牌，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独中的招生优势，保障了独中的生存。所以，关丹中学必须具备独中身份，才有其生存的价值。
但是，若然如此严格要求关丹中华中学，那么其他60间独中是否都符合这项条件？如果只是批文问题才造成关中不具独中资格，而其他60间独中又不需质疑其独中身份，是基于什么标准呢？如果是往者已矣，免于验证，来者有疑，需严正查办，岂不比政府更苛刻。而且自设年代为标准，也自甘掉入政府“只限60间独中”的“圈套”。
关丹中学尚且如此难搞，其他排队等著批准的昔华独中等会否见微知著，知难而退。而政府当局更能堂而皇哉以“多一间华文中学，多给华社添乱”为由谢绝申请。华文独中的增建，会否就止步于此？
如果教育部见义勇为，看不顺董总、教总、华总互相攻讦，而愿当鲁仲连，居间调解，不知三总诸公会否接受？如果内部不能和解，外人不宜调解，我们到底想争到何时？
华教界与华裔的普罗大众都烦腻了。若为统考争论，不如花在争取官方承认的工作。争取，并不限于大选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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