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在西方学科中其实是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交融品（偶尔还加入了心理分析）。人类、历史事件、区域、社会、政治其实都不具有明晰的边界，各个学科互相接轨，形成了活络的讨论氛围。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东南亚系的一门课，对于纷呈的文化内容大感兴趣，是我向来接受中文系、汉学系教育很少兼涉的范围。东南亚的独立历史（Autonomous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族裔的流动性（The fluidity of ethnicity）、“想像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这些主题被放置在整个东南亚的语境中是如此的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这周我接触到的课题是关于“高地/低地”（Upland/Lowland）的人类学论争。居住在东南亚地区“高地”的族群，向来被主流社会所忽略。他们远离国家主权，大部分时候多处于一种“无国家主权控制”（Stateless）的状态。他们或者居于恶劣的环境中、或者笃信神秘的宗教、或者拥有自己获取财富的途径（比如说金三角地区），总而言之，他们被视为“异端之徒”。
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James Scott于2009年的一书《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深入探讨了东南亚“高地”群体的身份定位。他们并不是旧时社会结构中被遗留下来的早期遗民，也不是大众所宣称的“our living ancestors”（我们仍存活著的祖先），很多时候，他们是自主选择离开“国家主权”的状态而离群索居的，换言之，他们其实是历史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Scott以大陆东南亚（相对于岛屿东南亚）的“Zomia”群体为例子，阐释了他这个有趣的理论。
国家机制的纳税机器
说起来，拥抱国家主权，意味著我们也成为国家机制的纳税机器。我们定时缴税，我们与国家分享财富，我们愿意活在体制中，并接受本土的国民教育（被洗脑以牺牲个人自主及拥抱国家权益）。我们的祖先或许曾是流浪的部族，逐食物而居，但后来有国家主权的观念后就逐渐改为农耕文化，定栖的（不再移动）、定时缴税、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同时，也失去了自由。
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驯化政治”的人，就选择了出走，他们选择了相对自主的区域开始生活，远离了国家主权的监控。他们的居住点一开始并不一定是“高地”，可能是森林，河流的上游（马来语“hulu”与“hilir”，上游及下游其实也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或者某些被弃置的空旷地。后来“国家”内的人口日益壮大，他们的领地日益缩小，最后被迫居于环境恶劣的区域。
在马来半岛，山里人（Orang Sakai）、海人（Orang Laut），都应有属于他们的范围。也因为领地的日益狭隘，他们脱离了移动的习性，也开始定栖了，却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非国家主权”的一种政治机制。Scott尝试告诉读者，我们如果只以“State-centric”（国家为中心）的视角来建构东南亚的历史，这无疑是有悖于历史本身的状态。这关乎到社会权力结构。
就好像有人说主流历史是“胜利者的史诗”，因为书写历史的人具备了主要条件：文字及语言的能力。那些文盲或被剥夺受教育权力的人，就成为历史阴影下无声的牺牲品。如果我们书写国家历史，却把一些少数族裔排除在外（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他们为何会由“多数”变“少数”呢？），那我们在构建的，不过是片面的，不实也因此无用的历史。
通往自由的途径
当然，Scott的说法并不一定百分之百适用于历史现实。很多时候面临历史选择时，也有人会选择“调整关系”（managing relation）而不是持械出逃。并且，大部分人都藉著建立社会身份来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缴税，就成为建立社会认同、维持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方式。抱著同样的目的，对双方都有利的“政治协商”（political negotiation）遂也成为一种替代的选择，只要双方都愿意作出牺牲的话。
James Scott教授的研究向来著重在后殖民论述中所谓“被人所忽略的次要群体身份”（Subaltern identities）。这样的研究方法摈弃了单纯接收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强调听到霸权之下“不同的声音”。历史研究也因考虑到所谓的“从下层得知的历史”（history told frombelow），而不只是单向的，掌权者的语言。Scott在学界是研究平民抵制史的权威，他曾经对我国吉打州的农民做过深刻的调查，部分资料收录于其著作《Weapons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日常形式的农民抵抗）。
Hjorleifur Jonsson在一篇对应的书评中说到，Zomia这个案例分析也可用来表达西方现在的新政治氛围：因为组织的腐败（教会、帝国等）越来越多人倾向无政府主义精神。因为流动的、富裕的西方人反对纳税制度，崇尚在偏远山区神秘的东方净土……这样的一种想像其实已经过时了（东方净土也在消失中），但对于“自由”的思考仍历久弥新。
通往自由的道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似乎显得越来越模糊。无政府主义者被国家驱逐，因为一个国家总不乐意容纳反叛分子，来挑战自己的权威。异见分子越来越少，政府很高兴（什么时候“政/阵即国家”了？），乖巧顺从的子民很高兴（我懒得去思考）。
拥抱“国家主权”的人越来越多，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只好回归老、庄，归隐田园，用“无用之大用”的论调来排遣忧伤。到底，在这混乱险恶的现代社会里，是不是真的存在著“自由”？这样的喟叹空留一丝无声的呐喊，更像沙滩上被浪潮抚平的细沙，被推回没有尽头的海洋。
“现代性”（modernity）带来的影响，远大于我们所能预期。科技的现代、社会的现代、政治的现代……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丢弃旧的、拥抱新的。弃旧迎新难免带来心灵的匮乏，所以“后现代”说，再回到旧时，怀旧、复古，找回那种失去的“古早味”吧！反反复复无尽期，人心动荡不可平。
历史研究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让我们正视历史多样化的丰富，让我们拥抱各种诠释的可能性，让我们幻想可能的自由。“自由”到底有没有得到，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永远行走在通往自由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