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血色六月，弥漫著戾气与绝望，即便特首林郑宣布修例已“死”也难平民愤，预料接力示威会相继展开。7月4日晚，笔者从作家锺祖康先生的脸书得知香港再有一名年轻人以自杀进行死谏，顿时陷入了沉思，久久无法自已，究竟是对前景有多绝望，才迫使年轻人相继以死相谏？
当然自杀的行为并不值得鼓励，也不应该被大肆宣扬。但面对自杀的死者，我们都应该有点同理心去理解他们寻短见的心境，他们沉没的生命，究竟要向世人昭示哪些最后的呐喊？值得我们反思。
自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至今，这四位以自杀抗议政府的亡魂的确难以被世人所理解，在香港，他们的死亡引起更大的同情与悲愤，然而在千里之外的马来西亚，这些亡魂并不在众人的视野里，一是死者被认为与马来西亚无关，二则是本地华社普遍上把“反送中”的抗争视为是对中国的叛变，但其实港人的诉求很简单，主要是撤回修例、林郑下台二者，五大诉求内也无“港独”的主张。
国内有某论者甚至认为，这些死去的人不过只是“废青”，因为在大马也有人住“?房”的，都不至于去寻死。他们不知道的是，大马至少有普选，尽管不健全，但人民仍可靠选举把民愤疏解掉，例如不满前国阵政府的无能，我们可以把国阵换下来，并以选票迫使当下的政府警惕潜在的民怨。
陷入世代忏悔氛围
这些都是香港政治所欠缺的元素，2018年的一篇报导显示，香港每5人中即有1人是穷人，港人一世劳苦，只求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寻得一处栖身之所，即便死后要找一个骨灰龛都不易，年轻人的薪金更是跟不上高居不下的物价。所以一场能号召到200万人上街的运动，是各种民怨百川汇海的结果，这座城市既不能以选票疏解民怨，又不能让政府听得见民声，这些年轻人能不绝望么？
民主当然不能吃，但是争取民主，就是避免没有民主也没饭吃的局面，一如斯大林当年靠制造大饥荒以清洗乌克兰人的惨剧，就证明了独裁政权下虽然有饭吃，但只要政府掌握了分配粮食资源的权力（苏维埃当局故意把农民的粮食都收走），就是抓住了平民的生命线，人民为了吃饭，只能接受奴役。政府、房地产商掌握了香港的住房供给，若无法以普选产生政府，港人又该如何解决这些民困呢？所以在保卫生存权的同时，民权，就是选举权是不可或缺的。
据笔者所理解，近年来，香港中老年群体开始陷入世代忏悔的氛围中，一是中英谈判时，他们并不积极争取加入谈判的机会；二则是香港民主的先天缺陷，即中英势力的此消彼长决定了香港的命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港澳地区的殖民地地位被联合国剔除，居民失去了自决的权利，只能由宗主国决定其归属。
超越肉体理念——殉道
有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很贴近香港的困境，那就是：爷爷闹革命，爸爸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再革命。但香港的悲剧偏偏是爷爷、爸爸都未曾为儿子闹革命，更遑论有票投，今天香港的年轻人站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若再不争取这些该有的权利，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在万般的绝望下，有者激进勇武、有者选择以死明志。人固有一死，若一人的死亡能唤起一个民族的良知，则其殁重于泰山，至少证明这个民族还有未来，一如谭嗣同所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以自杀抗争的行为当然不值得鼓励，但面对一个毫无合法性的政权与被强加的恶法时，死谏成为最有力的武器。30年前，台湾的郑南榕以自焚抗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期许透过自焚，可使得来逮捕他的警察只能逮到他的尸体，而非他的人，因为他不承认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恶法，并拒绝接受这种恶法的管束，从他早年拒绝修读“国父思想”到他进行死谏，抗议党国独裁的理念贯彻始终。
殉道者死后，有者会哀痛，有者会戏谑嘲弄。进行死谏的人都有一个高尚情操，他们不似恐怖分子般流无辜人血，而是以自己之死作为抗争的方式，去争取一个超乎肉体死亡的理想。过去数十年间，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不少人牺牲了自由和青春，甚至也献出了生命。虽然大马国内有选举，抗议政府也不至于要以死相谏，但警惕独裁的戒心却不能轻易松懈，毕竟政府也是人做的，人心是叵测的。
香港年轻人的沉没，对于我们是血的教训，我们今日所种的因，极可能是下一代将会验收的果，若我们无法在民主化的路上监督政府、纠正政府，则留给下一代的极有可能是“再革命”的抉择。马来西亚仍存在著族群间的矛盾、不中立的司法、根深蒂固的贪腐等毛病，有许多问题都是上一代人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也许任何一个转型中的国家，都需要一个道德的巨人，才可以唤醒沉默中的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