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下笔写著此文时,全球足球迷正在疯狂地追看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圈。大马身为其中一个足球狂热国,理所当然不能免于这种风潮。

本文将尝试把大马人观看本届世界杯决赛圈和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做个对比,以便从中探视出大马社会与政治这些年来的一些改变。

为什么选择2002年的世界杯?从华人生肖来论,十二年刚好是一轮,2002年与2014年都是马年。马年世界杯论马来西亚,听来也比较顺口。

2002年与今天,大马的政治与社会到底有什么不同?

相信如果读者是80后或更老的一群,应该也不难想像吧。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在日本与韩国举行。这是世界杯决赛圈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也是第一次由两个国家联办。大马人当时意想不到的是,大马的政治格局,将在这场世界杯举行时发生巨变。

2002年6月22日下午6点。巫统大会的最后一天。时任巫统主席兼首相马哈迪发表闭幕演说。表面上,这和一般巫统闭幕礼没有什么不同。当台下的一些大会代表兼足球迷正在讨论著这个他们认为是当天最火爆的新闻时,台上的马哈迪抛出了一颗炸弹。

纵横大马政坛数十载,面对无数风云依然屹立不倒的一代强人马哈迪,突然声泪俱下地宣布退位!在场的人个个感到错愕不已。

马哈迪宣布退位

马哈迪果然是马哈迪。正当全球国际新闻的主编(至少是足球狂热国的国际主编)都以为“韩国成为史上第一支打入半决赛的亚洲球队”将成为今天新闻的主菜时,在国际上充满争议性,掌权21年的首相马哈迪突然成了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如果说韩国是这场赛事的一匹黑马,那马哈迪就是今天新闻排版上突然跑出来的黑马了。

经过讨论后,马哈迪终于收回要马上退位的念头,并在隔天宣布将在16个月后移交权力于副手阿都拉。同一天(即6月23日),已昏迷两周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兼伊斯兰党主席法兹诺去世,大马在同一天内传出了朝野两方最高领导人变更的消息。面对如此巨变,大马社会对世界杯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被分散起来。当时的大马,虽然经过了烈火莫熄,不过政治似乎并不是一般民众热衷讨论的课题。突然发生这两件重要的事件,大马人关注政治的细胞突然被激活了起来。

当年的大马,网络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普及。当时的网络也没有面子书、推特等社交网站。大马人除了面对面谈政治外,讨论政治的空间其实不多。这时就发生了原本讨论世界杯的空间被政治讨论“骑劫”的事情。在网上政治讨论空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大马网上一些原本讨论世界杯的空间突然出现许多政治讨论。

回到2014年,现在的我们和当时有什么不同?

第一点,与当时相比起来,“后308”的马来西亚人都迈入了一个政治讨论普遍化的时代。一些不习惯这种新现象的人会把这形容为政治过热。此外,大马人讨论政治的空间可说是无限地被打开了。拜网络普及化和社交网站崛起所托的福,大马人这次想讨论政治,可以不必去“占领”原本属于世界杯的平台。2014年世界杯期间,传出副首相慕尤丁将辞职的传闻,也出现了许多民联领袖要求撤换雪兰莪州务大臣的新闻。而且适逢国会开会,各种各样有关政治的新闻冒出来,大马人一般上都不会用讨论世界杯的平台去讨论这些事。

发展主义与经济

不过,这并不代表两者的交叉不会出现。相反,在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与扯上另外一件事。比如说,首相纳吉支持的西班牙队与慕尤丁支持的英国队在小组赛出局,有网友便设计图画讽刺。这也折射出当今大马社会与12年前的另一个不同点: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冒犯的时代已一去不返。12年前,有媒体会问马哈迪与阿都拉支持什么球队吗?就算有,而该球队后来输了,大概也没有人有胆量来设计图片讽刺吧。

此外,从对东道主主办事宜的注意上,现在的大马人也明显与12年前有很大差别。此次世界杯,巴西政府清除贫民窟,导致一些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新闻在社交网站上被广泛讨论。有关巴西人示威游行反对世界杯的新闻也一样受到关注。为什么这些报道会被大马人所关注?比较简单的说法是,12年前的日韩,并没有像此次巴西那样发生许多问题。不过,笔者相信这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这里面,有大马本身的因素,也有国际因素。

先谈谈国内因素。12年前的大马,还是笼罩在马哈迪主义之下。在“大马能”的口号下,我们建造了当时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的国油双峰塔,建立了新的行政中心布城。在好大喜功的马哈迪领导下,我们也习惯了“最高、最大”等等空乏的记录。主办国际赛事也成了我们证明自己能力的一个途经。我国在1998年主办了共运会后,也野心勃勃地尝试申办亚运会和奥运会。除了炫耀自己能力外,这些大型活动也与我国历任政府(尤其是在马哈迪时代)所大力奉行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扯上关系,因为这些活动被认为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虽然这些效益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到的。因此,在当时我国人民思想里,主办国际赛事只有百利无一害。更不用说当时世界杯的两个主办国都是我们向东学习的楷模。

今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这些华而不实的“壮举”,人民早已经感到厌倦。从马哈迪手中接棒的阿都拉,虽然其改革的承诺最后大都成为空头支票,不过他对前朝政策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即把马哈迪好大喜功行政风格大大降低。取代阿都拉的纳吉,虽然被指是马哈迪主义的代理人,而且纳吉在马哈迪内阁担任青年与体育部长时也成功为大马申办1998年共运会,不过纳吉担任首相后也没有恢复马哈迪时代大量主办运动项目的举动。

国际赛事负面新闻

国际方面,通过主办国际大型运动以体现国力的思维已经有冷却下来的趋势。之前举办大型运动会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新兴国家象征自己崛起的一种表现。最好的例子便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在主办1998年共运会是也是抱著同样心态。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在举办大型运动会(如2010年新德里共运会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传出来的负面消息,比如贪污丑闻、工程延误、逼迁民众等等都让人质疑主办这些大型运动会对国家形象的实际贡献。

当2014年世界杯进行得如火荼的时候,青年与体育部长凯里宣布将寻求与其他东盟国家联合申办2034年世界杯。笔者认为,如果贸贸然做出申办世界杯的决定,以我国目前的形势而言,难免会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弹。凯里现在必须做的,不是急著去找愿意和大马一起分享主办世界杯荣誉的东盟国家,而是先听取人民的意见,看看人民对申办世界杯有什么看法。大马人已经不是当年什么都可以用“boleh”来忽悠的“2020年宏愿”迷,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容易屈服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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